“收入分配应由市场决定”

　　（上接B08版）

　　高速路免费会带来不公平

　　新京报：前段时间你发表高速公路节日免费实际上是“劫贫济富”的观点。引起争议。有人认为，既然政府向我们收费收税，公众没有能力去减少它，那政府在一些地方能免一点是一点，总比用作三公消费挥霍掉要好。你怎么看这些观点？

　　薛兆丰：我在文章里也谈到，给民众“免费午餐”的高速公路，不一定就是政府的，也有私人的、地方政府的。给免费午餐的动机是好的，但这会带来一系列后果。

　　第一，拥堵。第二，对投资信心有很大打击，因为它带来了不确定性，一纸公文，政府说要请客，你就要买单，这将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你说的政府给民众社会福利，总好过拿去当三公消费挥霍掉好，实际上政府收到的钱分明钱和暗钱，高速公路收费存在管理流程，整个过程就像火车票收费机制一样，是明钱。是明钱好管还是暗钱好管？我当然认为政府收的费用中会有浪费，但不能用公路免费制度去纠正这个错误，两错相加不等于一个对。

　　新京报：有很多人甚至希望高速公路彻底免费。

　　薛兆丰：一条高速公路不能只给一个人走，要多个人同时走才能发挥它的价值，但也总有一个点，超过一个点，人拥堵到一定程度，它就成了低速公路，就发挥不出它的价值，这就是经济学里面讲的“公地悲剧”，在价值上它等于没有路，甚至是负的价值。

　　事实上，免费只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造成了许多不该产生的不公平。比如，真正贫穷而乘坐大巴的旅客，不仅得不到票价的优惠，而且被迫堵在了路上，还失去了他们已经付了钱要购买的便捷服务；货车也得不到优惠，这导致购物和投寄快件的公民也受损了。为什么只让自驾的公民得益，而让其他公民受损？

　　新京报：看来你的出发点也很注意维护“穷人”的利益。但你的火车票涨价论引来不少骂声。

　　薛兆丰：关于火车票涨价的问题，我在班里做过调查，黄牛票价并没有高到天价，一般都是在高于火车票面价值的百分之五十上下浮动，这就是市场价。有个同学说从40元卖到200元，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同学又解释说40元是实行实名制以后的价格，200元是负责带进去的价格，这说明实行实名制以后，乘客支付了更高的灰色成本，这又是一个错上加错的问题。

　　新京报：那么是不是说，把火车票价提高到一定程度，就能避免黄牛票价了呢？

　　薛兆丰：飞机票市场有没有黄牛？飞机票价有没有高到不可思议？并没有。飞机票价会有特别漂亮的波动。比如中秋节，中秋节晚上过后准时调价，年初一的票价是腊月二十八的一半，最有钱的人就是腊月二十八回家，那些没多少钱的人就等到跌价时乘坐飞机。我这些年为了省钱，就是等着跌价或者提前几天回家。

　　对出租车涨价不能盲目反对

　　新京报：出租车涨价也是目前很热的一个话题，对此你怎么看？

　　薛兆丰：这和之前的问题也是一个道理。人们普遍认为，出租车牌照是有政府总量限制的，所以不应该涨价，这也是错误的想法。北京现在有6.6万辆出租车，它的价格如果不到位的话，也会影响出租车供应，因为司机可以选择高峰期不出来工作，这样就造成浪费。

　　新京报：许多人认为，出租车挑客和拒载是因为车牌数量管制和份子钱过高，只有通过放开数量管制才能解决问题。

　　薛兆丰：这种混淆集中表现在“供给不自由，价格无意义”的说法上。然而，挑客和停运不是数量管制造成的，而是价格管制造成的。若没有价格管制，哪怕北京只有6张出租车牌照，司机也会日夜兼程地出车；而在价格管制之下，北京即使已经发放了6.6万张牌照，但找不到司机开出租车，以及司机故意在供需紧张时停运的现象，也仍然比比皆是。事实是，不论供给是否自由，价格都总有意义！

　　新京报：如何解决打车难的问题？

　　薛兆丰：简单的经济学原理，让我们看得分明：数量管制形成了专营权的垄断租金，使司机不得不缴纳较高的份子钱，乘客不得不缴纳较高的车资；而价格管制则导致了短缺，使即使租用了牌照的出租车司机，也不愿意在高峰期投入营运。

　　这是两套独立的错误政策，分别导致两种糟糕的结果。问题是，政策有问题，市场有反应。黑车群体蓬勃发展，愈禁愈烈，原因就在于黑车司机既绕过了数量管制，又绕过了价格管制，对市场需求提供了次优满足。

　　解决之道很清楚：既放开数量管制，又放开价格管制。

　　贫富差距要看“不公”而非“不平”

　　新京报：收入分配改革是这一两年的热点话题。其中比较受关注的一条说政府要健全工会制度，提高劳动者集体议价能力。劳动者的收入能通过这种办法提高吗？怎么才能提高劳动者收入？

　　薛兆丰：调查显示去年收入增长最快的是月嫂、快递员，可是月嫂有工会吗？快递员有工会吗？市场自会决定它的平衡。什么是议价能力，就是你在别的地方工作的机会，你在别的地方没有机会，就只能待在这里。

　　用人为的手段来提高工资标准，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等，它的直接后果是伤害了穷人，是那些真正需要工作的刚刚从农村出来的人，他们唯一的，能和同等劳动力价值水平相较量的武器，是要一个低一点的工资，和自身劳动能力相平衡的恰好的价格。如果法律限定了最低工资标准，那么这些人就失去了机会。所以最低工资标准定得越高，伤害的人越多。法国的例子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也有最低工资标准，但是残疾人不适用，因为如果残疾人适用，他们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了。

　　新京报：你怎么看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

　　薛兆丰：贫富差距大是由基尼系数来反映的，但是我们关键要区分两个概念，不平和不公。不能只看收入不平，因为带来不平的原因有很多，性别、年龄、行业等等。

　　但造成不平的其中一个原因需要重点关注，就是不公。我们要把注意力转向不公，采取措施反对不公，具体就是减少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减少企业的垄断，降低价格双轨制之间的差价，这样也就减少了寻租的权力，就没什么机会去贪污了。虽然不能避免但要尽量减少这些机会。

　　“如实反映问题”是学者责任

　　新京报：你在美国学习生活过几年时间。美国人可能享受到更多市场的好处，他们的国民对经济学的常识掌握程度比中国公众高吗？

　　薛兆丰：不比中国高。都一样。

　　新京报：市场经济中的常识并不容易普及。经济学家应该怎么去普及这些东西呢？

　　薛兆丰：人们买一些伪劣的东西，是会受到损害的，但人脑子里错误的东西，是不会轻易受损害的。人们信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太阳绕着地球转动，照样会活到一百岁。说到普及，其实也没什么策略，所谓最好的战术，就是没有战术，只需要把自己信的东西，把对的观念说出来。

　　新京报：你认为理想的政府治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薛兆丰：政府不要在行业入口设置障碍，不要阻碍自由竞争。要建立健全一套合理的制度来保护产权，这些都是目前还没有做好的事情。

　　新京报：那么你觉得我们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薛兆丰：在于更多的人能够理解，社会变革的规律跟自然规律是一样的，社会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工资怎么定的，谁拿多少，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去研究，去普及市场经济中的常识。这是不容易的。

　　■ 同题问答

　　新京报：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人，你最为尊敬的是哪一位？

　　薛兆丰：做好本职的经济学家，不以爱国心和同情心来给自己的言论增加分量的经济学家，我都非常尊重。经济学是一门探险事业，前面是茫茫广漠，哪里有宝藏，是不知道的，有些人试着走这个方向，有些人走那个方向，有人成就大一点，有人小一点，我都尊重他们。

　　新京报：近期在市场层面，你认为哪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

　　薛兆丰：将土地使用权落实到个人，然后允许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

　　新京报：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最具有投资前景？

　　薛兆丰：很抱歉，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