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女孩也有她们的中国“梦”

　　4月9日，《打工女孩》的作者、前《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张彤禾携新书来到北京单向街图书馆，与读者见面。与丈夫何伟一样，张彤禾的书关注中国社会剧烈转型期中，小人物的故事与命运。何伟是赫赫有名的《江城》与《寻路中国》的作者，许多人认为他在书中写出了很多中国人未必都能认清的中国。

　　和何伟一样，张彤禾的兴趣是普通的中国人，她的书写对象是东莞的打工女孩。在张彤禾之前，外媒对打工者的报道聚焦点无一例外都放在了他们的恶劣生存环境和内心的绝望上。张彤禾却觉得，情况应该不仅仅是这样。

　　《打工女孩》的成书有何伟的功劳，最早张彤禾想把这个主题做出系列报道，她本想把采访对象分给好几个人共同完成，何伟却告诉她——写作不是群体活动！不仅如此，何伟觉得这个主题很有意思，他一直在旁边鼓励张彤禾完成这个课题。

　　张彤禾的调查是贴近式的，在2004年第一次去东莞之后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她每个月会去东莞住一到两个星期。她选取了清敏和春明两个打工女孩作为深入研究的对象，密切关注她们的生活，深入她们的内心。她觉得自己和这些女孩之间最紧密的关联就是——她和她们一样，背井离乡。

　　单向街

　　4月9日，张彤禾在单向街图书馆与读者见面，以下为张彤禾现场发言摘录：

　　● 这个女孩刚来到城市时，目标都是物质的，想要一部新手机、新衣服。后来的梦想变成：想要做一个快乐的、成功的人，这个成功不只是物质方面，比如如何养一个快乐的孩子。

　　● 你这样比较：他们原来在农村时得到了什么，现在在城市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的收入多了，选择也多了，找对象的选择也多了，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梦想也改变了。这些门和窗都打开了。

　　● 有很多NGO会去做宣传，比如要戴安全套之类，可是所有女孩都说我们知道。她们最大的问题是，当她们不慎怀孕时，没有一个安全的、可供信任的、有保障的医院。如果有NGO想做事，不如做一些具体的事。

　　1 不把打工女孩看成一群人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的个人网站主页上的背景是一页招工广告，这是东莞的招工广告吗？

　　张彤禾：这其实是我这本书英文版的封面图片之一，我当时跟设计师说，第一我希望在封面上有个女孩，第二就是有这个招工广告。大家会把打工女孩看成是一群人，其实我想说的是，她们每个人都是个体的，封面上这个女孩我很喜欢，她不是你想象那样缩在流水线工作的样子，她就是街上一个看起来很普通可爱的人。

　　新京报：你说到个体的话题，其实在你的书中也提到了，你更注重对个体的描述，而不是群体。

　　张彤禾：群体和个人的关系是我特别有兴趣的话题，中国在过去比较注重群体，现在则是个人更重要一些，你要自己发展自己。这本书也是在讲从群体到个体是怎样的过程，这是个很困难的事情。

　　新京报：你笔下的人物，多次重复一句话——我只能靠自己！

　　张彤禾：这反映了农村和城市差别。在农村你总是认识旁边所有人，但在城市，你就是一个人，真的没有别人来帮你，家里给你的建议都是错误的，家人会在电话里说“你不要跳槽。”其实只有你知道跳槽是不是更好。这些打工者从农村出来，最大的印象就是“我真的是一个人了。”她们失败只能回家，但她有自尊，她要在城市里做点儿事。

　　2 她们聪明，有本事，有梦想

　　新京报：书里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失去联系”。你自己以及所有的打工女孩，在这里都是一个不断和别人失去联系的过程。

　　张彤禾：对，从我去东莞的第一天就有这个感觉。一开始我以为她们最大痛苦会在工作上，每天这么久在流水线上，而且挣钱很少，这些当然也是痛苦，但是你会发现长期来看，她们的痛苦是心里的压力，比如最好的朋友可能一下子失去。清敏丢了手机，在东莞这么大的城市，她没办法再见到两个最好的朋友，到现在还是没有联系上，这是她们流动生活很苦的地方。因为一直在流动，谁也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会告诉自己不要关心太多人，必须要这么现实。

　　新京报：说到现实，她们在招工市场面对的问题都非常现实，招工者不会关心你的背景，只关心你会做什么。但是有趣的是，打工者往往要通过撒谎才能得到心仪的工作。

　　张彤禾：这些女孩们大都很聪明，知道怎么应对，她们虽然没上过什么学，但是我见到很多这样的女孩，她们聪明、有本事、有梦想，知道怎样给自己创造机会。我在中国见到的人多半都是这样，他们对他需要知道的事情都知道。现在在中国，大家脑筋反应很快，不然就……

　　新京报：被淘汰？

　　张彤禾：对！

　　3 征婚广告里的现实中国

　　新京报：你觉得这是中国特色吗？

　　张彤禾：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在的特色，我在美国、埃及都没有这个感觉。最初我查“淘汰”这个词，一看字典是“eliminate”，觉得好可怕。你不提高，你对这个社会就没用了……可能在美国发展最快的时候，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感觉。

　　新京报：我觉得你书里有一条暗暗的线索，就是你对中国人性格的思索，比如说你发现中国人很在乎身高，中国人不喜欢把内心想法都说出来等等。

　　张彤禾：我到人才市场看他们的广告就很惊讶，在美国不能贴这样的广告，比如1米6以下不能应聘；或者不要河南人、安徽人。在美国这样会被告歧视。但我觉得这反映了现在中国的一些奇怪的潜规则，比如大家会认为安徽人是什么样子的，身高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然后去判断一个人适不适用。

　　新京报：包括你说到的她们找对象的标准里，只有春明一个人提到过“幽默”。

　　张彤禾：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征婚广告的文章。中国很多人是要求有房子、有车子。在美国非常不一样，找对象会说：“我希望你很爱狗”“我希望你吃素”，这些中国人可能觉得不重要的事情，他们放在第一位。在中国大家更关心对方是否能吃苦耐劳、有好工作，让我知道你稳定可靠，但是在美国已经都很稳定了，所以他们要探险，生活要好玩，而在中国生活已经够“好玩”了。我觉得从征婚广告可以反映社会缺的是哪一块，人们在想什么。

　　新京报：中国的择偶其实是一直数字化的择偶，就像你说东莞已经被数字化了一样。

　　张彤禾：对，我觉得东莞是一个给机器而不是给人造的城，人们每天和机器在一起，清敏当设备文员的时候，一天到晚关心的就是机器。人有时候看起来也像机器，多高、学历这些都是数字，但是真正谈恋爱的时候又要回来看这个人，看你跟这个人是不是有感情。我就特别感兴趣，你怎么样把人变成机器，之后怎样又变成人。

　　4 她们的野心其实很大

　　新京报：这些女孩也在努力提升自己，比如你写到她们会去听的各种看起来很奇怪的培训课。但听完这些课，好像她们的人生确实又都有改变。

　　张彤禾：对，这些培训看起来内容乱七八糟的，你会觉得她们花的时间和钱都没意义，但是她们野心很大，她们真的想学会怎么离开流水线，包括练习自己的讲话技巧。

　　新京报：所以对她们有用吗？

　　张彤禾：有用。一方面内容很可笑，但这就是全球化在东莞的展现。一下子讲到富兰克林说的什么话，一下子又是孔子、庄子的话。但是她们真的可以从这里面提取她们要学的东西，确实对她们有很大影响。

　　新京报：这些女孩其实离开家乡之后是一种有趣的存在，比如你说她们已经不会做农活了，她们不熟悉农作物的节气，她们过的是订单的节气，所以她们和家里的亲人是不一样的。同时，她们即便在打工地定居，她们也还是有各种以前的痕迹，比如厕所一定要是蹲坑。

　　张彤禾：她们在两个世界之间，我也很了解这个感觉，这本书里也有我自己的经验。我和清敏过年回家，她一下子觉得这是她的家，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不能住下来了。如果不能住在这儿，这就又有点不是你的家了。她现在结了婚生了孩子，在惠州定居，很稳定，新工作也很好，我想再过5年10年，她买了房子，小孩念幼儿园的时候，她应该会跟本地的人一样，那里渐渐会变成她的家。

　　新京报：你当初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认为当时很多外媒对中国打工者的报道只局限在绝望的行动上，你怀疑事情不止于此。当你完成这本书的时候，你有什么发现？

　　张彤禾：结论就是，我对这个群体还是比较乐观的，因此对中国的未来乐观。这些女孩们乐观，努力发展自己，找到自己的出路，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我没有想到的东西。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