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广芩与她的《状元媒》

　　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以来，常常上演“双城记”。如果你提到上海，则北京也肯定是一个无法忽略的所在。美国学者帕克曾在他的文章《城市》写到，城市不只是一个物理结构，它更是一种心态、一种道德秩序、一组态度、一套仪式化的行为、一个人类联系的网络、一套习俗和传统。正是这孕育着不同话语与感受的城市，催生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形态。

　　写北京，老舍是第一个绕不开的作家。他用俗白、风趣的笔法描绘京城平民的命运、八旗世家的兴衰，勾勒出生动鲜活的北京风物、北京性格，可谓是京派文学的集大成者。京派文学的写作其实纷繁复杂，但归根结底也都是用京白写京事，北京人特有的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塑造出了其基本特点，语言有着北京口语的精炼、生动、幽默，书写内容驳杂，但北京内蕴的那种中国绅士闲暇心态所滋生出的生活艺术，诸如烹调、吃饭、喝酒、唱戏、养花、绘画、书法、习武、收集古玩，都是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元素。

　　在老舍、梁实秋之后，京派文学因为历史原因曾沉寂过一段时间。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京派文学又开始掀起高潮，邓友梅、汪曾祺、林斤澜、刘心武、陈建功、赵大年、韩少华等都创作出了一大批有相似审美风格的京味文学作品。而之后京味文学又渐显没落趋势，直到叶广芩的出现，有人认为在她的小说中看到了京味文学的复兴。

　　叶广芩是旗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满族贵族家庭，祖姓叶赫那拉，这是一个庞大而辉煌的姓氏，以出皇后而著名。在她的家族里，与她同辈的孩子一共十四个，当她1994年写了一个短篇《本是同根生》时，这个家族便一次次出现在她的笔下。一个皇室家族在民国以及近百年间的兴衰沉浮，便连同北京的风景地理、风俗人情一同得以展现。

　　实际上，叶广芩在1968年就离开北京，扎根陕西40多年，而她的京味小说却以独特的风格走进人们视野，她用散文化的语言写老北京，有浓郁的传统韵味。在她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中，我们看到一个家族所辐射出的故都景象，一群被历史发展所超越的懵懂人群的飘零人生。

　　去年，她又完成了一部长篇《状元媒》。全书以京剧“状元媒”开场：清朝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做媒，促成了皇室后裔父亲与平民母亲的婚姻，由此一个家族的故事得以上场，上演了一幕幕的“大登殿”、“三岔口”、“逍遥津”……

　　1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孤独的旅程

　　新京报：《状元媒》全书用京剧剧目来结构，京剧也常常成为小说中人物命运的注脚，为什么会选择京剧这个元素呢？

　　叶广芩：我在小说开场的《跳加官》里写了一句话，“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其实，想想我们这一辈子，每一个人都没有跳出老祖先们给我们囊括的人生规律。这些戏曲就用比较浅显的、农妇都能接受的方式，阐释了人生的规律，教给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你看过去老乡们的道德观念大部分都是从戏词、戏文中吸取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是我们道德传承、审美观念中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因为我就把它用在我的小说里。而且我也喜欢戏，还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会唱小老妈之类的。这算是一个从小的爱好，也是文化上的灌输。

　　新京报：《采桑子》实际上写的就是金家中人物的起伏命运，《状元媒》其实也是如此，你觉得你在其中想表达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吗？

　　叶广芩：《采桑子》主要是围绕金家十四个儿女的故事，而《状元媒》视角延伸了，延伸到社会中去了。社会背景和老北京平民百姓的命运，在《状元媒》里面展示得比较充分。我觉得《状元媒》的视角要比《采桑子》更广阔，写作手法也比《采桑子》更成熟、老练一些。《采桑子》你还可以看到很多书面的东西，《状元媒》就全是用大白话，就是我一个老太太来讲述事情，是用这样一个语言和角度来叙述的，更大众化了。

　　新京报：我读完小说有一个感觉，《状元媒》中人物命运的走向大多都是很悲凉的，但叙事的语言却总是不时的幽默、风趣，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呢？

　　叶广芩：我老是跟人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很孤独、寂寞的旅程。虽然我们也有亲情、爱情，但你内心深处的东西总是只有自己才能理解。有时候睡觉，在深夜中醒来，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解不开的疙瘩纷至沓来，和领导的、和爱人的、和子女的、和同事的，甚至和自己身体的，这确实是一个人的战争啊，这个战争一直到你死都存在着。甚至于有时候在饭桌上推杯换盏，大家非常热闹、亲密的时候，我内心也常常会产生一种孤寂的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体会，尤其当你渐入老境，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所以我写的人物最后结局总是比较悲凉。但从我们的性情来说，我们又不能悲凉，还是要看到一些比较光明的东西。就是说在跳出来看人生的时候，要有一种笑对人生的感觉。

　　2 写北京的题材，我总是比较沉重

　　新京报：你也尝试过很多不同的风格和题材，北京这个题材给你的写作带来了什么？

　　叶广芩：写北京的题材，我是比较沉重的。因为它牵涉到了我的认知，我的家族、我的朋友。我要是写外面的题材就是另一种心境、另一种笔法，我最近就在写一个陕西农民的经历，笔调绝不是写北京家族题材的这种沉着、冷静，是很欢快、幽默，甚至于调侃的。

　　新京报：很多人把你的家族小说定位为京味小说，在整个京味小说的写作传统中有没有哪个作家对你影响很深？

　　叶广芩：老舍，《老舍全集》我买了两套，一套放在西安，一套放在日本，没事就拿起来看。解放前，老舍曾经当过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我曾是方家胡同小学的学生，我常说从这开始我们就结了缘了。老舍在写作上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语言方式和叙述方式，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他的小说给我影响最深的是《正红旗下》，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其中那种叙述方式正是我所喜爱和熟悉的。《状元媒》的语言，我觉得或多或少是和老舍接近的。再一个就是老舍的文化视角，他会写自己所熟悉的事情，比如《正红旗下》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自传体的小说，但是他也会写他不熟悉的事，像《月牙》、《离婚》，都是北京的事情，但不是老舍身边的事，是他听到的，然后变成了小说。这种视角我觉得是作家们很需要的，也影响了我的写作。

　　新京报：除去老舍，还有哪些京味小说作家是你喜欢的？

　　叶广芩：很多，邓友梅啊、赵大年啊，往后说的话，我比较喜欢王朔。当时他写的那种小说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看到了一个很活跃的思想，很灵动的手法，他的语言是那么跳跃、鲜活、幽默，还有就是北京人的那种不吝，什么都不在乎，这绝对是北京味。徐坤也写了很多北京的题材，我也比较喜欢，她的东西展现了北京现代生活、现代化建设很重要的方面，这是我所不行的。我既比不了王朔的灵动和调侃，也比不了徐坤的那种字正腔圆的感觉。

　　新京报：你刚刚说你的写作给京味增添了不同的色彩，你觉得你的京味小说的特色是什么？

　　叶广芩：我的特色在于我对过去的了解，我的语言还保留了五六十年代老北京的传统习惯，甚至于还保留了一些北京人说话的幽默，还有就是胡同中那种平静的视角。

　　3 地域对一个作家的养育非常重要

　　新京报：你是怎么理解京味小说的？你觉得当下京味小说发生了什么变化？

　　叶广芩：京味小说和北京人有很大关系。现在北京人由好几部分组成，一个是老北京，一个是在北京工作的人，再一个在北京的农民工，诸如卖馒头、摊煎饼等等的这类人。我觉得京味小说也在变化之中，我们对京味小说的理解，还停留在老舍那样中规中矩、京腔京韵的印象里。但如果你写一个在北京摊煎饼摊的某某某，难道就不是京味小说吗？京味小说并不是非用北京话来写，它的范围很宽泛，我觉得用普通话写北京市这些拼搏的打工族的小说，都应该属于京味小说的范畴。

　　新京报：在《状元媒》的后记里，你说自己站在楼上看北京，突然觉得恍惚，这是西安、上海还是东京？城市的生活越来越趋同，你觉得北京还会孕育出京味小说吗？

　　叶广芩：出得来，北京有很多的优秀作家，他们也在不断地探索和努力。我觉得生活在北京市内的作家们，他们的作品会充分地表现北京这座城市的精神面貌和语言习惯，包括语言的变化。如果我现在再用老北京的话写今天的北京，肯定是对不上号啦，但他们是游刃有余的。

　　新京报：你了解海派文学吗？你认为地域和文学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

　　叶广芩：我不了解海派文学，但地域对一个作家的养育是非常重要的。我曾在日本生活，日本人的性格就是很含蓄，表面上礼貌、温良，但是内心深处却汹涌澎湃。所以他们的性情和地域所培育出的文学也是平淡的，但很有韵味，值得你去推敲琢磨。说回北京，北京孕育出的作家写出的东西都有北京大爷的一种范，这点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本版采写/新京报见习记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