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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故宫档案相遇:如入宝山,虚往实归

2013年04月13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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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枚十二月令图

(乾隆二年)二月初七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憨格传旨:从前着画十二月景,除进过二月、三月、七月、九月、十二月五轴。其余七轴内,将四月景画,着陈枚赶三月内画完,交萨木哈托裱,四月初一挂。钦此。于乾隆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托裱得四月景画一轴,交太监毛团呈进讫。
牙雕月曼清游册

(乾隆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司库郎正培等奉旨:将安装完象牙准做册页十二板连玻璃并对题,俱着交造办处分四套套面上,俱用象牙签。套两头用象牙雕做册页式并糊饰,俱照前百美图册页一样做法。钦此。
牙雕月曼清游册

(乾隆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司库郎正培等奉旨:将安装完象牙准做册页十二板连玻璃并对题,俱着交造办处分四套套面上,俱用象牙签。套两头用象牙雕做册页式并糊饰,俱照前百美图册页一样做法。钦此。
《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

编者:张荣

版本:故宫出版社 2012年12月

定价:60.00元

  档案 重现历史的细节

  □朱传荣(前《紫禁城》执行主编)

  对于古代历史和古代艺术史的从业者来说,历史的细节或者过程常常是缺失的,这就直接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重视并利用档案是我父亲朱家溍在博物馆工作的习惯之一,他不仅自己重视和利用档案,也向周围的同仁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整理誊录了自己多年查阅档案的笔记,选辑了雍正朝作为计划中的第一册。他的设想是,先整理编辑一部《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为将来正式修《养心殿造办处志》做准备工作。希望更多的博物馆从业者,艺术史的研习者都能够有机会阅读和利用这些珍贵的原始材料。

  “造办”处是清代宫中制作行业的原始资料选编,设于康熙初年,是直接服务于皇帝的一级行政单位,所有皇帝交办与制作、设计相关的事情,通过造办处的长官分发至各相关加工部门,完成制作后,再经由长官上交给亲王或者皇帝居住宫殿的负责太监,面呈皇帝听取意见。在这个工作的正常程序中,管理单位和制作单位留下了大量的原始记录。

  这部书稿也曾经因为“过分专业”“印数不大”的理由搁置了好多年,2002年,才正式启动,交付当时的院刊编辑林姝做责任编辑。2003年夏《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正式出版,父亲非常高兴,尤其满意林姝在配图过程中所做的补充。据我了解,除这一套综合性的选本之外,还有书画的、家具的、陶瓷的,都在编辑中。

  档案记录的原始状态决定了书写的不规范,带来了内容的不确定性,既有约定俗成的错字,也有个人文化差异产生的错字。有些名词音同字不同,甚至会使用今天想不到的音译。有些器物或工艺名称发生很大变化,甚至早已失传。

  有些常见的词汇如珐琅、碧玺(碧牙西)、温都里那、冻石、虬角在现在的成书中是以括号形式标注了现在通行的用字用词,有读者提出了更多的应该改换的内容,譬如在瓷器和玻璃制品中都有一个“呆白”,是指不透明的状态,同时也有时会写作“涅白”。

  但和选编者商量之后,倒是觉得还是应该以档案的本来面貌呈现最好,不要妄自把自己的理解置换之后作为成书的内容给读者。之后的出版是否不加括号做解释,在书后做一个集中的对照比较好。

  不同作者,利用档案的方式不同。有人主题先行,有人善于从琐碎的材料细节中发现主题。在我心中,档案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完整的电子文件,放在网上供大家查阅、下载。

  目前的纸本选编形式,较之上个世纪带着纸笔进档案馆摘抄,确实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但仍然不能提供读者已经惯用电子文件的检索方式,查询不够快捷,利用的效率也必然受到一定限制。

  不过,无论最终的呈现形式是什么,原档案的校对都是一个浩繁的工程,也是目前出版受到的最大的限制。

  忆旧 我与“造办处”

  □朱家溍(清史专家,已故)

  我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前,初步知道清代宫中有个“造办处”,制作的小器物非常精致,例如鼻烟壶的凿铜盖,我被告知这种铜镀金的盖是造办处做的。又如宋元瓷器,或旧玉器的紫檀座,造型和刀工都显示出清新而又古雅,座底下刻有楷书填金的“甲”或“乙”或“丙”是标明这件器物的等级。这类器物都是从宫中流散出去的,这类紫檀座据说也是造办处做的。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比较难忘的事情,我的父亲朱翼庵先生从东四大街的古玩店荣兴祥买回一件紫檀木座,是个圆形的,周围雕成四个姿态不同、神气各异的儿童在用力共同抬这个座,四个儿童相当于座的四足。购买目的是为给家中原有一件雍正款的石榴尊配个座。但拿回家和石榴尊试坐一下,发现座子稍大一点,但也蛮好看的。可巧我父亲的朋友郭葆昌先生来到我家,看见插着一簇芍药花的石榴尊下面这个紫檀座,立刻露出惊喜的目光,说:“哎呀!这个座太好了,不是造办处做不出这样的活来”,同时他也看出紫檀座的口比石榴尊的底略大一点。

  当天晚上他又来了,带着他新买的乾隆款仿古铜彩釉尊,他把四童子紫檀座和古铜彩尊一试,竟然严丝合缝。后来在他再三恳求下,我父亲就把这个四童子紫檀座送给他了。后来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把家藏瓷器全部卖给故宫,这个四童子紫檀座随着古铜彩尊至今仍在故宫的文物库房中。当时我对于造办处的印象也就是宫中的一个制作小器物或小配件的机构而已。

  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初期是保管陈列不分的,我个人把注意力比较集中在书画碑帖方面。吴仲超院长领导工作时,认为故宫藏品以明清两代的工艺美术品占最大的比重,然而这方面藏品只是保管而没有展开研究工作,是个空白区,于是安排我到工艺美术史部工作。1965年有一次我和档案馆的单士魁先生谈起造办处,他向我介绍,让我看看内务府造办处有关的档册,我欣然接受。

  在这一年里,我看了许多关于造办处的档册。……这部分档册的内容是清代工艺美术品和画院画家作品最集中的文字史料,其中有某些作品的作者名姓,成做活计的品名,皇帝对于器物制作的具体要求和意见。故宫所藏清代工艺美术品中有许多件可以在上列档册中找到作者是某人,是某年月日开始设计画样,做模型,某日完成,以及陈设地点等等。某些工艺美术品何以在当时会出现很精的水平?何以会做出表现年代的特色?在档册中都可以找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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