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库切吃中国素食

　　库切是一个谨于言，但敏于思的善良人。在库切来中国之前，我曾在Email中告诉过他，如果他在饭店吃不惯，我可以请他来我家吃素食，一是感谢他的文字曾经影响了我的饮食习惯，二是感谢他四年前，花时间从自己的老相册中找出家人的旧照以及重要事件的照片，扫描后发给我用到我所撰写的中文版《库切评传》中。等他到了中国后，我与他见面就敲定了周五来我家吃晚饭。我先告诉他要给他准备的菜品，并询问他是否有什么特别想品尝的中国菜，他说只要是有中国特色的，没有肉，没有鱼，没有奶制品就好。

　　库切是一个坚定的动物权利保护主义者。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曾说“我们通过一个人对待动物来判断他的心地。”当库切和我说不要有鱼时，我马上想到了他在《动物的生命》和《八堂课》中通过伊丽莎白·考斯特罗所说的话。

　　库切让我变成一个素食主义者

　　目前世界上的素食者可以分为两大类：只是不吃肉的素食者，和不吃所有与动物有关的食物的素食者。库切应该属于前者，他不吃奶制品的原因是他自身对其过敏。实际上他吃素也表现着他善良的一面。库切是一个坚定的动物权利保护主义者。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曾说“我们通过一个人对待动物来判断他的心地。”当库切和我说不要有鱼时，我马上想到了他在《动物的生命》和《八堂课》中通过伊丽莎白·考斯特罗所说的话：“您问我为什么要拒绝吃鱼。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您居然能把动物的尸体放进嘴里，您居然嚼着鱼肉片，喝着死鱼汁，而不觉得肮脏。”

　　正是书中的这句话让我在12年前的某一天开始决定认真阅读库切的书。那时我在印第安纳大学访学，因为错过了最晚的一辆班车无法回到住处，我决定呆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夜读。在凌晨两点，寂静的图书馆里，我从《动物的生命》里读到了上面这句话，思索着每一个字的含义，我第一次感觉到吃肉是一件如此恶心的事情。就在那个夜晚，我找到关于普卢塔克的书，读到其中令人震撼的一段：“你难道真可以追问什么是毕达戈拉斯戒绝肉食的原因吗？在我的立场上，我倒是想问，第一个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灵魂或者理智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下，用他的嘴触及血块并把嘴唇伸向一只死亡动物的肉。他在餐桌上摆放死亡的、变味的尸体，竟敢把不久前还咆哮、叫喊、走动和生活的部分叫做食物和营养。他的眼睛怎么能忍受屠杀，那时喉咙被切断了，兽皮被剥下了，肢体与肢体被撕开了。他的鼻子怎能受得了恶臭？这种玷污怎能不倒他的胃口？……仅仅为了一点点肉食，我们就从它们那里剥夺了与生俱来的太阳、光明、生命的延续。”这一晚的阅读经历导致了我在美国剩余的日子里没有再碰过任何带肉的菜。

　　我的菜单与库切的蝴蝶兰

　　库切的吃素与中国佛家所讲的吃素又有所不同。佛教素食是戒五辛的，但当我问库切是否吃韭菜鸡蛋馅的饺子，他说完全可以。其实为库切准备的这顿素食相对是很轻松的，主要是豆腐，面筋与菇类食材。因为我刚从东北老家看望父母回来，带回来好多东北的干豆腐，木耳和酸菜，所以很轻松地准备了如下几个菜：干豆腐卷鸡蛋酱黄瓜，烧茄子，酸菜粉丝，香煎豆腐，木耳菠菜炒蛋，土豆丝，青瓜海带丝，外加两样稻香村的素食锦，主食是玉米渣粥和水饺。酒水不用准备，因为库切喜欢喝的是白开水。饭后甜点是稻香村的绿豆饼，麻酱酥和枣蓉荷花饼。

　　库切是一个很周到的人。他为来我家做客特意出去买了礼物：一盆雅致的蝴蝶兰。这是很典型的西式拜访朋友的方式。另一种选择可能是一瓶红酒，但是他滴酒不沾，那花就是最好的选择了，蝴蝶兰的花色与样式也很代表他的品位。将那盆蝴蝶兰放到我们家的客厅里，很配沙发和茶几的颜色，库切自己也觉得很满意。因为知道库切的音乐品位很高，我将先生的一些珍藏版古典音乐的CD拿给他，让他选自己想听的音乐，他选的是莫扎特的20和21号钢琴协奏曲。

　　库切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他提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表示很想听我讲父辈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当我和他说起我们家的长寿基因，以及自己107岁的姥姥，他也很想知道她的历史。关于他自己的健身秘诀，他提到骑自行车。他现在每周周末都会有一次4-5个小时的长途自行车骑行，除此之外，每周他还有一两次短途的骑行训练。对于他来说，如果哪一周不能骑自行车，他会觉得非常不舒服。想到他作为73岁的老人，对骑自行车还如此痴迷，很让人佩服。我告诉他，他的中国书迷这次在北京看到他本人后都觉得他很酷、很青春。除了谈论养生健身，我们也谈论了如何成为作家的问题。他认为作家首先是需要天赋的，其次还需要经历。而现在很多年轻人，二十几岁，希望通过学习创意写作就能成为一名作家，有些急于求成，其实他们还需要历练。

　　作为教育者的库切

　　我们谈起语言问题，他很感兴趣汉语中字与音的关系问题，比如当我们汉语中说人称代词“ta”，可以是“他”“她”或“它”，那么就是说汉字的音不能表示出性别差异的；但是我通过写字板告诉他，如果写出来，汉字是可以通过偏旁部首来区分性别的。我们同时也探讨留学生英语的使用问题。我和他说起自己带的一些非英语国家国际学生，因为英语语言问题，英文毕业论文不能达到要求很头痛的问题。库切说在澳洲也有同样的问题。他觉得在澳洲的中国学生不应该总是和自己国家的人呆在一起，应该多与澳洲本国学生或其他说英语的人沟通，因为这是提高英语的必要方式。另外因为大学要走国际化的路线，澳洲和中国的大学都招入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一方面老师发现难以在单位时间内让学生达到学业要求的水平，另一方面大学管理方希望老师能让这些学生顺利毕业，以保证未来的招生。这样的现状让大学老师处于一种两难的状态。

　　我们谈起他在南非一所大学谈到的论男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问题。他认为曾经人文领域的主力是男性，但是如今，教育机构，特别是小学正逐渐成为女性的天下，这对儿童的全面发展是不利的。他认为应该有更多的男教师投入儿童教育领域，而且这项事业对男教师本身也是有回报的，因为他们可以面对天真无邪的儿童，感受生活的真正价值。但是我告诉他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小学因为生源问题被合并，所以在中国，不要说男教师进入初级教育领域没有前景，连女教师都要想一想，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她们会不会失业。但是我也告诉他，中国有大多数人都乐观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儿童需要教育，中国的未来会需要更多的男性教师。

　　文/王敬慧 （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库切小说《福》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