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平：不解决历史认识差异，没法面对未来

　　2005年，时值日本右翼出版歪曲历史、淡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出版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力促东亚青年一代在认识侵略战争的基础上，形成历史共识来面对东亚的未来。随后，三国学者又在前书的编撰经验上，将东亚近现代历史进一步细化、融合，在三国分别召开了十多次学术会议。具体的分歧很多，讨论热烈，有的分歧达成了共识，有的保留了各自的观点，最终呈现出了这套《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但是，解决历史认识的差异、克服狭隘民族主义、面向共同的未来，却是一个漫长而需要耐心的过程。步平说，三国学者的修撰任务，还将继续。

　　区别 每一个执笔者都从东亚的立场上观察问题

　　一定要每一个执笔者都站在一个东亚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每个承担者写的不仅是本国的情况，而是这段时间整个东亚的情况。

　　新京报：此次你主持重新编写《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与之前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有什么不同？

　　步平：第一本书出来以后正面的反应倒是比较多的，但是也有一些批评的，当然是学术角度的批评。一是认为说是三国共同编写的，但中国（学者）写这段时期中国的情况，日本（学者）会写这段时期日本的情况，韩国（学者）写韩国的情况，再一起交叉讨论。

　　新京报：我看书中序言说这是平行的历史。

　　步平：对，各自写各自的，虽然交叉过，还是有一种硬拼的感觉。这个是对读者来说不大满意的。第二个，当时我们主要是为了解决围绕战争历史的互相认识，只是在政治层面上或者是战争这个问题上，没有讲到其他社会的各个层面，所以新书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一定要每一个执笔者都站在一个东亚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分了章以后，每个承担者写的不仅是本国的情况，而是这段时间整个东亚的情况。这样的话你不但要熟悉自己还要熟悉对方，当然有特别不熟悉的可能是对方给你提供资料，但是也得争取消化以后，站在一个东亚的角度来观察。这是我们第一次要做的。

　　第二个，我们分了上下卷，上卷讲了东亚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下卷讲东亚的社会，各个层面都反映出来。我想这个问题就是学术性更强，那么也更贴近东亚的实际情况。

　　分歧 学术层面上的分歧是绝对的

　　我们讲抗日战争，在日本的讲法是十五年战争（1931年-1945年），甚至会讲中日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等等，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这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

　　新京报：这套书的编写听说三国学者举行了十几次国际会议，听说会上的分歧特别多，我想问一下主要的分歧有哪些？

　　步平：这个分歧首先我得说是学术角度的，学术分歧是绝对的，不可能是一致的。同样发生一件事，你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这个角度就是不一样的，从学术角度讲这种分歧是非常普遍的，不要把学术层面的分歧拿到政治层面上来探讨。说承认不承认侵略，承认不承认战争罪行，基本上是不存在这一方面的问题的。

　　但是那一类（学术）的分歧又是很多的，比比皆是，几乎每个问题都要去讨论。比如说甲午战争，甲午战争这段事实都知道的，什么时候发生的，什么海战、陆战等等，这都是一样的。但是站在中国的角度上去怎么观察它，他可能会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为了争夺日本的权利和中国发生了这些冲突。那么日本又觉得中国是一个老大帝国，你现在不应该再这么样控制东亚了，应该有很多新的力量在崛起。韩国又有另外一个角度，他觉得是两个大国都在韩国这个领土上，所以他有一个漫画，一个绳子勒着，一边中国在这边拽，一边日本拽，韩国被勒着脖子。就是各有各的角度，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各个角度的认识综合起来看一看。所以，类似的东西非常多。

　　新京报：书中几乎每个章节后面都有一个灰底的栏目，讲解三国学者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步平：这个栏目的设置当时是几个情况，第一个是在正文叙述中很难插进去的，但是需要说明的。第二个就是针对正文里头可能还会需要向大家介绍不同观点的。有的分歧是可以通过大家的交换意见以后，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有的分歧可能是不会形成一个一致意见，可能永远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的，这也会做一个说明。

　　新京报：比如说？

　　步平：比如关于战争的不同称呼，恐怕很难把它一下子确定下来。我们讲抗日战争，在日本不会讲抗日战争，在日本讲十五年战争，因为他从1931年-1945年说这是15年的战争，甚至会讲中日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等等，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这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们不可能要求这些方面都完全形成一致，所以这种学术角度的差异也很正常。他讲15年战争的时候，绝对没有像我们理解的就是否定侵略的，因为他讲15年战争恰恰在日本右翼是很攻击的，日本右翼还不赞成这种观点。

　　共识 对和平的追求，对战争的谴责

　　共识是我们对和平的追求，对侵略战争的谴责，而不是说中国人谴责日本人，或者是朝鲜人谴责日本人的问题。

　　新京报：你刚才说有些分歧是可以达成共识，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最后大家都达成共识的？

　　步平：达成共识的也很多，就拿战争来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的。

　　但是在一般的日本人看来，他们也很反对这个战争，因为对他们也是一个灾难，你看原子弹爆炸了让我受了那么多伤害。但这些我们是很不理解的，我们觉得你算什么受害，我们中国才是受害者，你看看南京大屠杀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这么讨论就没有意义了。我们经过长期的讨论交流后，就会理解这个战争对于人类就是一个伤害，一种破坏，慢慢就达成了这么一个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是我们对和平的追求，对侵略战争的谴责，这是一个共同的，而不是说中国人谴责日本人，或者是朝鲜人谴责日本人的问题。发动战争这些人不仅是中国人去谴责，日本人也要谴责。

　　未来 一定是大家共生共存的历史

　　抗日剧没有真正地深入到历史的过程中去搜集历史，不准确，不实事求是，大多是迎合了一种情绪，一种气氛。

　　新京报：你觉得三国学者站在自己各自的角度，以达成共识的愿望一起修史，对青年一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步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说超越一点，国家其实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虽然国家的意识没有超越，但是实践已经大量超越了这种现象，比如跨国公司，很难说在中国的苹果公司员工是替美国人做事还是替中国人做事。我们人类社会得慢慢适应这一块，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有一种共同的追求，就是和平，发展。

　　可是这种共同要达到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很大的一个困难问题之一就是历史认识的差异,所以共同编写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看了这本书的人，我想心态可能会平和一点，为什么呢？我了解了这个历史，原来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种，只有容我，不容你，或者是不只容你不容我的历史，一定是大家共生共存的历史。说到这个点，我们年轻人可能更多是面向未来，如果这个不解决，你也没办法面对未来。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现在电视上抗日连续剧泛滥现象？

　　步平：抗日剧泛滥我很不喜欢，我不喜欢在哪儿呢？第一它没有真正地深入到历史的过程中去搜集历史，不准确，不实事求是。如果搜集历史资料之后，再去表现那段历史倒是很必要的，恰恰那样做的不太多，大多是迎合了一种情绪，一种气氛；第二，这个东西有很多是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因为别的（题材）不能获批，或者是争取不来资金，等等。

　　采写/新京报记者 邓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