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开胸验肺”使他成了维权名人

　　曾经的维权英雄，“最著名”的尘肺病人——张海超，如今只能躺在病床上，孤独而又无助。他的命运，是一个群体的隐喻，也是中国职业病防治史上不能绕开的一道伤口。

　　这是让我备感纠结的一次采访，因为采访对象是一个为了争口气几乎要使出浑身力气的人。

　　他每说一句话，似乎都是在要他的命。

　　他是张海超，中国最著名的尘肺病人。4年前，为了证明自己是尘肺病，不惜躺在手术台上进行身体“活检”，在自己的身上动刀子。那年他才28岁。

　　他的悲壮足以成就新闻。正因为他成为瞩目的新闻当事人，遇到“特事特办”，拿到了61.5万元的赔偿。看上去，他打赢了这场战争，被人们称为“开胸验肺”的维权英雄。

　　3月22日中午，当编辑跟我说选题时，当“张海超”这三个字从电话那头蹦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扫过一丝倦意。这不是几年前的新闻人物了，还要去反复叙述他的悲壮吗？我几乎已经把他遗忘了。编辑说她看到南方都市报记者孙旭阳发了一条微博，说是张海超病重，情况不好，希望有朋友能帮他联系北京的医院。

　　这位编辑给我的报道理由很简单：张海超是一个被誉为“英雄”式的人物，也是中国尘肺病人的符号，他当年的“开胸验肺”不仅是在自己身上开了一刀，更是拉开了体制的一道伤口，因此他如今的境遇需要被社会记录。

　　我联系上孙旭阳，找到张海超的电话。我拨了过去，刚接通，电话就被挂断了。不一会儿，他发过来短信：“我在医院治疗，不方便接听电话，有事请留言，见谅。”我发短信向他表示了我的采访愿望，但他谢绝了，他说不想自己此刻被再次推上风口浪尖，成为“敏感”人物。

　　我已经想放弃了，面对一个病人，我真的有些手足无措。我也跟编辑说明了情况，大家也都觉得为难。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坚持当初的采访计划，去张海超的身边，记录一下他的近况。

　　当天晚上，我就从北京坐高铁到了郑州。胡辣汤和羊肉烩面并没有慰藉我的心情，莫名的迷茫情绪一直笼罩在我的心上，就像尘肺病人肺部的阴影一样难以散去。

　　这一次他是与死亡斗争

　　一直到走进医院，我的心里都空洞洞的。呼吸科病房走廊里浓重的消毒水味道填满我的鼻腔。我似乎感觉这里的每一口呼吸都很沉重。

　　呼吸病重症科室，张海超病房所在的区域。我推门而入，看到一个年轻男人躺在上面，他的鼻孔插着吸氧管，手上拨弄着手机，脸色发暗。他的样子比我想象中要好。在来郑州的路上，我的心里预演了无数有关于他的形象，我甚至想象他是否戴着呼吸机，“嘶嘶”地呼出每一口气。

　　眼前的张海超可以讲话，但是没说几句话，就要咳嗽。他患了气胸，尘肺病人常见的并发症。简单地说，他的肺部生出破口，本来应该从肺部和支气管排出去的气体，从胸腔里漏出来了，像一只不断膨胀的气球，挤压着他本来就脆弱不堪的肺。

　　悲情甚至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的“开胸验肺”留下的后遗症——肺部黏连，成为了此时拦截他救治的障碍物。他的主治医生无法给他做手术，也没有别的治疗办法，只能等待破口自然愈合。

　　这是一次艰难的采访，我很痛苦。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我必须要采访。但是，作为一个人，我又不忍心跟一个病人尤其是肺病患者说话。这恐怕也是一次失败的采访，我几乎不敢张口问他问题，我从未感觉自己如此迟钝。时常，他说几句话，我就沉默了，接不上话。我前后两次到他病床前，每一次聊天都不超过半小时。

　　我只能靠我的眼睛去看，耳朵去听，鼻子去闻。他病床下面一个像老式收音机的方形塑料瓶子引起了我的注意。瓶子的底部，一粒粒黄豆大的气泡向上翻涌。这就是从他胸腔里排出来的气，瓶子顶部上导管的另一端插入他的胸腔。如今，他离不开这个瓶子，无论是躺在床上，还是走路上厕所，都要提着它。

　　这一次，张海超感受到比当年“开胸验肺”还要大的压力，连着几天到半夜3点都还睡不着觉。那时候，他是和体制斗争，但是还有生的希望。现在，他直面死亡与他的对话。

　　我能感受到他处在生与死的煎熬之中。他的心里明白，他今年32岁，自己活不到40岁，晚期尘肺病人从患病到离世，通常不会超过八年时间。但是，他又很想活，他吃昂贵的药，看见电视上播的补品广告，心里明知没什么用，但是也买来喝。他对生的欲望是如此强烈。

　　“最著名”尘肺病人也无力挣扎

　　4年前，人们都认为张海超胜利了。也是因为这场胜利，让他随后几年的日子过得不像从前捉襟见肘。他还花6万块钱买了一辆小排量的汽车，因此他被取消“低保”。他有两部手机，其中一部是苹果。从很多细节可以看出，他不想亏待自己。张海超承认，他是中国尘肺病患者群体中境遇相对好的人。

　　不管张海超本人是否愿意，事实上，他已经被抽干成为一个符号。在他出名后，不少尘肺病人找到他家门口，向他“取经”。有的人想复制他的维权版本，也在自己身上做“活检”，更多人在上告无门后向他讨教办法，还有人因为听说张海超这个人才知道自家亲人患的可能是尘肺病。

　　张海超走上了帮助尘肺病患者的维权之路，他是被这个群体的无助和内心的良善推上这条路的。这几年，他气喘吁吁地跑动在河南、福建、广东、四川、贵州等地，帮病友讨说法和募捐。

　　他接触了近千名尘肺病患者，这些人的境遇让他很痛心，大部分人的生存条件都不如他。很多人还在走他当年的老路子，为了拿到尘肺病诊断书，四处碰壁。不少人在维权的路上，就被憋死了。有一位病友，张海超头天晚上去看他，结果第二天就听说人已经没了。

　　张海超说，几乎所有患上尘肺病的人，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会在粉尘和油漆等有害物质扑面而来的环境里工作。这些人的命就像将他们肺部掩埋的粉尘一样，轻飘飘的。大部分尘肺病患者都拿不到张海超“特事特办”的赔偿金，很多人困窘得连几块钱的咳嗽药都吃不起。一人得病，全家被耗得灯尽油枯。

　　去年，张海超和妻子离婚了。他曾经一天接到过三个病友的电话，对方都是告知他“我离婚了。”他早就预知，妻离子散是多数尘肺病人的命运。

　　在病床前，我问张海超：“你对自己的生活怀有希望吗？”他用肯定而且愤慨的语气说：“没有希望，一点希望也没有。只要得了尘肺病，就不要谈未来。”

　　钱对于一个尘肺病人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尘肺病是不可逆的疾病。它是个无比倒霉的东西，打败它的唯一方法是，不要碰上它。

　　张海超跟我说：“我查了美国尘肺病的资料，他们对尘肺病的防治根本不在救治阶段，而在提前预防。他们不花心思研究治病，而是用很大的力气让人们不得这种病。”“现在就是给我1000万，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也不可能买来我的健康。”这个32岁年轻男人所有的挣扎，仿佛只是证明一种无力。

　　如今，曾经的维权英雄，最著名的尘肺病人——张海超，只能躺在病床上，孤独而又无助。他的命运，是一个群体的隐喻，也是中国职业病防治史上不能绕开的一道伤口。

　　□陈璇（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

　　“只要得了尘肺病，就不要谈未来。”

　　——张海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