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序夸赞何其多

　　序文夸赞太过几乎是当下文化界的一大问题。这让人想到中外知识共同体应具有的品质。

　　提起书序的话题，我觉得很惭愧，我才想到居然给别人给自己写过几十篇序文了。序文是一本书的开场白，跟现在新书发布会流行的“站台”差不多。当然，序文是书面的介绍，“站台”则是名流学者和作者一起面对面地跟读者聊天。

　　当代作家学者中，我知道钱理群先生是“写序专家”（摩罗语），钱先生写序是为“奖掖后进”，“把每一次邀约看作嘱托”。这种状态我很能理解，我给人写序也多半如此：不负所托，发潜德之光。但很多人以为现在的序不好看了，因为大多数书序作者爱夸张，只说好话，不说坏话。我就遇到一读者感慨说，看完一本民国史的书居然不如书前面我的序文给他留下的印象。

　　序文夸赞太过几乎是当下文化界的一大问题。这让人想到中外知识共同体应具有的品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阳翰笙曾请茅盾为他的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评他。”阳翰笙倒也大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推辞不得，只好动笔作序，直言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或者说失败的小说，太过符号化。没想到阳翰笙竟然把如此的尖刻的批评原文出版，茅盾连叹：“雅量，真是雅量。”

　　西方现代诗运动兴盛之时，庞德一度在诗界有“一言九鼎”之望。他帮过艾略特，曾大段大段地删后者的《荒原》，艾略特称他是“最卓越的匠人”。但庞德曾经想阻止艾略特发表一篇东西，告诉他说那是垃圾。结果，艾略特还是发表了，只是附上一篇前言，注明“庞德说这是垃圾”。

　　由此可见真正的知识人之间的关系，只有怀抱知识的尊严、对知识人有足够的尊重，我们才能表达出真正的自性，益人益己。

　　关于书序的佳话极多。比如格拉斯曼很早就在数学领域研究出重要成果，但不受重视。他不得不放弃数学研究，而转向印度梵文研究。他在当时的语言界很受尊重。在哥廷根的图书馆里有一本格拉斯曼写的数学专著，闵可夫斯基用铅笔给序文批注，序言后的脚注是：“书付印时作者已去世。”闵可夫斯基写道：“新版本将比三十多年前受到更多的尊重。”

　　蒋百里和梁启超也值得一说。蒋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却醉心研究文学。他《欧洲文艺复兴史》约5万言，由梁启超作序。梁下笔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5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梁觉得“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而将此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这一文坛趣事虽不能说是绝后，却属空前未有。

　　李泽厚给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写序，开首句为：“82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

　　至于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引论所列的几条原则，对本国历史怀抱“温情与敬意”，几乎已成为当代知识人的常识。遗憾的是，当代的很多历史写作仍属于“偏激的虚无主义”，仍缺少足够的“温情与敬意”。

　　没有历史感，我们就会遭遇灾难和罪恶。1957年4月1日，在列宁格勒，阿赫玛托娃给《安魂曲》写下非常精短的《代序》：我在列宁格勒的探监队列中度过了十七个月。有一次，有人“认出”了我。当时，一个站在我身后的女人，嘴唇发青，她从我们都已习惯了的那种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凑近我的耳朵（那里所有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您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我就说道：“能。”于是，一丝曾经有过的淡淡笑意，从她的脸上掠过。

　　当代人中，我喜欢读余英时先生的序。虽然他的观点我未必都同意，但读其文字是多重的享受。看他给康正果、顾颉刚、巫宁坤、史景迁、周有光、汪精卫等人的书所写的序文，可以看出他都花了工夫。康正果先生告诉我，余英时先生因为年高，故很少写文章，心有所想则借序文表达。这是借序文园地，浇自家块垒了。余英时先生的序几乎自成文体，是对他本人所学所思和作者文字的多重介绍。这样的风范，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