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书人杜伟生 我们救的是书命

　　当下的图书行业，正处于一个传统出版与新媒体交替的大变革时代。自从纸张与印刷术发明以来，人类的文明就在纸上传承了上千年。不管未来如何，纸书都将成为人类文化传承过程中的珍贵记忆和宝贵财富，尤其是那些流传近千年的古籍，其文献价值及纸张本身携带的经济、社会信息价值，更是无可估量。

　　本期阅读日专题，采写了两位与旧书、古籍相关的从业者，一位是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专家，一位是旧书网店的小老板。他们在这份小众甚至边缘的工作上坚持了很长的年头，作为图书行业的另一种风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对远去传统的恋护，对文明传承的坚守。

　　“医生救的是人命，我们救的是书命”。

　　在干了一辈子古籍修复工作后，杜伟生将自己的职业比作是给古书治病的书医。这个说法，源于古籍《装潢志》：“古迹重装如病延医——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殘脱者。茍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随剂而毙，所谓不药当中医，不遇良工，宁存故物。” 现在，香港和台湾的一些图书保护单位就叫书籍医院，修复人员就称为书籍医生。杜伟生觉得，这个名称体现的是一种近乎神圣的理念，把修书之人作为一个古籍医生来看待。

　　入行 师傅将退伍兵领进门

　　国家图书馆南区一层120-127室，400平米左右的空间，是善本特藏部古籍修复组的办公区域，也是杜伟生埋首工作了近20多年的地方，较之以前在文津街时期的工作间已经宽敞了许多。在工作台上，经常看到用大理石压着的已经修复好的书页，桌面上还放着糨糊、毛刷、喷壶等工具，工作间里还摆放着显微镜、裁纸机、手动压力机、纸张测厚仪及数码相机等设备。20多年来，杜伟生坐在工作台边，一页一页地轻涂糨糊，修补书页，成百上千的破损古书，在他的手下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偶尔，他会抬起头来，揉揉酸痛的颈椎，望望窗外的景色，或许，会回想起他刚刚进馆时的学徒时光。

　　1974年3月，在部队当了5年兵后，杜伟生退伍被安置到了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图书修整组（后改称“善本特藏修复组”、“文献修复组”）。“不用野外风吹日晒，工作不累，还可以看看书”，22岁的杜伟生觉得这份工作挺好。打小在东城根（现在的朝阳门立交桥西北角一带）长大的他，经常去隆福寺、东安市场的中国书店逛逛，因为这里的旧书“可以随便翻”。他喜欢读传奇、话本等一些文言小说，尤其喜欢注释详细的各种古籍。这样一份冷僻而寂寞的工作，算是跟他的爱好接上了一点轨。

　　进馆后第一个星期没怎么干活，就是站在老师傅后面看——清理残页、调糨糊、打补丁……然后开始跟着搓纸捻，做一些简单的修复。这几个老师傅都是民国时代琉璃厂的书店店员，文化水平都不高，大都没有读完小学，文化知识虽然不高，但古籍版本知识却非常丰富，师傅们的版本知识积累很多，宋版、元版，看得很准。

　　1974年10月，杜伟生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古籍整理进修班，系统学习古籍分类和编目知识理论。1年后，回到图书馆，正式开始了善本古籍的修复生涯。做古籍修复工作，最好要掌握一些古汉语、版本知识；古代造纸和印刷技术方面也要了解一些，生物、化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也最好能懂一点儿。这个行业“好人不愿意干，赖人干不了”，杜伟生笑着解释老师傅曾说到的这个行业过去的职业状况。

　　探索 修复原则的发展

　　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古籍与普通古籍，一共有二百余万册件，有三分之一存在各种形式的破损，需要做一些修补处理。其中有近十分之一处于濒危状态，亟须修复。

　　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古籍，其中以“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及西夏文献最为有名。

　　上世纪90年代，大英图书馆修复组人员来到中国寻找修复专家合作，觉得杜伟生对图书和纸张保护的观点与他们比较吻合，于是邀请他去英国修复大英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

　　在国外工作期间，杜伟生学到了很多先进的古籍保护经验，结合国家图书馆的实际情况，他拟定的馆藏“敦煌遗书”修复方案和《永乐大典》的修复方案都得到了领导和专家的好评和批准。修复这两部大书总的原则都是“整旧如旧”，就是历史上用什么材料，现在就尽量用同样的材料或相仿的材料；那个时候没有使用的技术措施，现在也不能使用。比如“敦煌遗书”中有的卷子粘贴的并不直，说明当时没有经过上墙绷平，现在修复时也就不用上墙绷平，仅仅简单压平，不再上墙绷平。另外就是哪儿破旧补哪儿，坚决不托裱。而传统的一般做法是将整张托裱，其中厚纸还要揭薄，对原件有伤害，纸张的信息也有损失。

　　“敦煌遗书”版本价值、文献价值都比较高，但其纸张本身携带的信息也非常珍贵。杜伟生觉得，敦煌遗书的价值就是敦煌遗书的全部，除文字以外，敦煌遗书的用纸也保存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

　　1987年，杜伟生担任了修复组组长，那时馆里正准备修复馆藏“敦煌遗书”，并进行了试验性修复，但效果并不理想。1991年，馆里重新组织敦煌遗书的修复，由于修复措施得当、修复质量好，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得到专家、学者和各级领导的一致好评。他感慨地说，“要做好一个大的修复工程有很多因素，首先要熟悉传统修复技术，在此基础上有所选择的使用，不要造成遗憾，一个修复人员，经手的东西修得不好，这个量是非常小的，对事业的影响有限。但如果是管理者对待修复工作的观点出了差错，有可能毁掉一库的书。”

　　传承 更愿意做一名老师

　　杜伟生对“师带徒”和“老师教学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师傅跟老师不一样，师傅怎么教，徒弟就得怎么做，你是一点儿不能改的。而老师是让学生站在肩膀上的，要求学生一点儿都不能改的，不是好老师。老师要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就是发展，就是最好的传承。我更愿意做老师。”杜伟生选择了作为一名老师，将古籍修复技艺用现代的方式传承下去。2007年起，他在全国古籍保护中心面向全国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开设的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当老师，已经培训了15期学员。

　　1996年，杜伟生设计出修复古籍专用的纸浆补书机，解决了补纸难找的问题； 2006年，他主持制定的《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要求》，批准为国家标准。

　　上世纪80年代，杜伟生就开始准备工作过程记录。一开始以文字为主，后来发现，一个动作写了2千字都没说明白，文字叙述动作难度太大，于是开始准备图片。市面上关于古籍整理的几本书，都是以文字为主。“真会的，不需要看，刚入门的，看不懂。照片最好，直观，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在积攒图片十几年后，2003年，杜伟生出版了《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近日，这本书由中华书局再版。

　　有一件让杜伟生觉得痛心的事情是，现在各地古籍都在搞数字化，对古籍进行翻拍和扫描。在扫描和拍照的过程中，古籍经常出现一些人为的损害。有些古书的纸张已经酥脆，扫描时受力稍大，书页就会发生破裂。有些书订得太紧，里面的字看不见，扫描时就要使劲压，也会损害书页。

　　2012年，杜伟生被选为第4批国家非遗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年满60的他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还在图书馆作为返聘人员工作。每天下班后，他喜欢上上网，查查有关的资料。对这份全国从业人员不足200人、长期坐冷板凳的工作，他依然热爱如昔。

　　C06-C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邓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