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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者杨瑞喜的人生四拐点

犯罪心理学专家称,心理上的“垃圾”不排除致性格偏执

2013年04月23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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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杨瑞喜因杀死6人在法庭上受审。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在家人眼里,他性格内向;在前妻眼中,她吃了亏丈夫就得讨回来;在村民眼中,他老实能挣钱,甚至有点儿软弱;在同居女友口中,他是“爱打人骂人的疯子”。

  30年前的一天,14岁的杨瑞喜被父亲绑起来,用棍子打。他没有反抗,眼睛直直地盯着父亲,一整天没说话。

  20年前的一天,杨瑞喜跑回家,“脸上有个大手印子。”他拿起东西乱砸,瞪着眼生气不说一句话。

  被打后不说话,这样的场景不止一次出现在杨瑞喜的人生里。

  2012年8月17日,他骑着摩托车,携带3把尖刀,奔赴平谷两个村,杀死6个人。

  “都是耻辱,我不说,记在心里就行。”看守所里,杨瑞喜瞪着眼睛,对提讯的检察官大声说。

  家庭

  被捆起打后躲进山洞

  1966年,杨瑞喜出生在平谷区大峪子村,家里5个孩子,他最小。

  杨瑞喜的姐姐用“内向”评价他,“从小他就不爱和我们说话。”

  小学时,杨瑞喜总是一个人上学下学,同学们在操场上踢球,他站在边上看。由于个子小,杨瑞喜总受人欺负打骂,弱小的他不敢还嘴,更不敢还手。

  在家里,当老师的父亲奉行“棍棒教育”,孩子们每每淘气,免不了一顿打。

  14岁那年,杨瑞喜又闯了祸。气急了的父亲将他绑起来,用棍子打。他无力反抗,直直地看着父亲,眼神冰冷,“我爸对我很严厉,打击性的教育。”杨瑞喜为此感到恐惧,捆绑被打后,他一整天没说话,此后离家出走成为他反抗的方式。

  有一次,学校往杨家打电话,说杨瑞喜没去上学,家人四处寻找。正欲报警时,杨瑞喜却回到家。家人询问,他只说在山洞里住了两天,再没多说一句。

  “我觉得我爸妈对我不好,所以我和父母比较疏远。”杨瑞喜对家人始终充满敌意,即便父亲病重住院,去世前,他只前往看过一眼。

  爱情

  初恋受挫曾婚姻幸福

  杨瑞喜曾把个人幸福寄托在爱情上,但并未一帆风顺。

  中学时,他喜欢班上一个女孩,曾试图向人家表白,却被女方家人打了一顿。家人记得,回家后,他一言不发,只是乱砸东西。

  20岁那年,家人发现杨瑞喜眼睛总盯着一个地方,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啥,“老是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1988年,外村女孩杨美玲走进杨瑞喜的生活,她改变了杨瑞喜家庭的冷漠。22岁那年,杨瑞喜说他“找到了家人”。

  两人经人介绍认识不久,就决定结婚。嫁给杨瑞喜,杨美玲冲着他的一句话,“咱们白手起家从头过,将来也能住上四合院。”

  婚后四个月,杨瑞喜毅然和父亲分了家,搬出来单过。

  起初,两人靠一辆四轮车,给工地拉砖石和沙土,“天不亮我俩就走了。”工地上的活,杨瑞喜不让妻子沾手,搬砖、铲沙子全是他干。

  1990年,小两口赚了钱,拿出万八千块钱,在村东头开起副食店,和早些年开在村西头张贵家的小卖店遥相对望,两家店生意各自红火。

  邻居赵顺住在杨家对面,农闲时,他常和村里人在外面打牌、聊天,“小青(杨瑞喜小名)不爱参与,就是开个四轮进货、搬货,忙他的买卖。”

  外人看着少言寡语的杨瑞喜,在妻子眼中却是个热心肠。邻居老人家里困难,两个儿子蹲监狱,没钱盖房。老太太来杨家哭,杨瑞喜当即支应妻子,给老人拿了一万。

  事业

  红火的日子被打破了

  十多年的婚姻里,杨美玲认为丈夫除了“能干老实”,性格上没有任何异样。

  直到1993年腊月,杨瑞喜从张贵家跑回来,“脸上有个大手印子。”

  杨瑞喜冲妻子吼着,他让张贵打了。杨美玲不断地劝,但他满脸通红,拿起东西乱砸,瞪着眼生气不说一句话。

  事后,杨美玲才得知,事情缘于生意往来时200元的烟酒款,“张贵说杨瑞喜欠他钱没给。”“和陌生人打我不一样,都在村里混,让我多没面子。”杨瑞喜在法庭上说。

  在杨美玲看来,杨瑞喜和她的好日子毁于一个人——大峪子村前任支书刘凯。

  杨美玲回忆,2000年,杨瑞喜出门进货时,她一人在家打理生意,刘凯经常来光顾。

  风言风语传进杨瑞喜的耳朵,他拿着刀去找刘凯评理,结果又被打了。

  冲突过后,杨瑞喜满脸是血跑回家,他爬上自家屋顶,大骂哭喊。

  打那以后,杨瑞喜的变化令杨美玲害怕,只要他在家,屋里的冰箱、洗衣机全摆在院里,几个油桶顶着门,家里的窗户被钉死,“我不能再让你和孩子受伤害。”

  这次打架中,杨瑞喜用刀扎伤刘凯,被判10个月的徒刑。

  红火的小卖店关了,妻子也向看守所服刑的杨瑞喜提出离婚。

  杨瑞喜出狱后,卖了大峪子村的房和店,带着仇恨离开老家。

  对于当年的判决,杨瑞喜至今不认可,“不认可我也不想上诉,心里记着这仇就得了。”

  “20多年都没忘?”预审员话音刚落。“那我能忘?耻辱!”杨瑞喜头一扬,瞪着眼。

  生存

  “一分钱对不上就打人”

  离开老家的杨瑞喜,靠运送饲料的“拉脚活”生活,还在平谷城区买了一套三居室。

  2006年,杨瑞喜认识了平谷北独乐河村村民薛静。

  现年48岁的薛静,比杨瑞喜大一岁,“当时就想赶紧找个依靠,能对我好就行。”

  薛静坦言,第一次见面,她并没看上杨瑞喜,“他个不高,留个寸头,身上穿件旧夹克。”但由于与前夫离婚是因为对方搞外遇,薛静觉得,这个老实人可能不会负她。

  2006年冬天,婚礼酒席办在了薛静弟弟薛强家里,但两人没领结婚证。

  “我们对他都挺好,我姐一家人来我家,一看姑爷来了,赶紧给包饺子。”薛强说,起初他觉得这个姐夫不错,有房还能干。

  但不久后,薛静不断在电话里告诉薛强,杨瑞喜打她。

  薛静告诉弟弟,杨瑞喜过日子不给她钱花,两人各过各的,买菜、买米必须记账,一一和他汇报,“一分钱对不上,就破口大骂,动手打人。”

  忍无可忍的薛静,多次提出和杨瑞喜分手,但得到的是杨瑞喜龇着牙的恐吓, “你敢走,我就把你侄女宰了,把你弟拿炸药崩了。”

  2009年,薛静趁杨瑞喜不在家,从家里搬出来。分手后,薛静在平谷的一个市场卖麻辣烫,杨瑞喜不断找麻烦,“在我的摊子上白吃白喝,大喊大骂,乱摔东西。”

  市场的一名菜贩证实,薛静的男人老来找她,还向她打听薛的住处。

  2010年的一天,薛强接到姐姐电话,“你快来,杨瑞喜拿着刀宰我来了。”薛强匆匆赶到姐姐摊位上,警察已经在场,他没看见杨瑞喜带的刀,但他还是当面斥责杨瑞喜为啥分手了还来骚扰人,“我没打他,但推了他两把。”

  “推了两把”,跟20年前张贵的“一巴掌”一样,都被杨瑞喜记在心里。

  在拘留所里,杨瑞喜坐在椅子上,身体和脑袋不停摇晃,“老账新账全得捣鼓捣鼓,翻腾翻腾,我就小心眼儿了,还是他对不起我。”

  (文中除杨瑞喜外均为化名)

  ■ 声音

  “从杨瑞喜的个人成长经历看,他内心深处一直被几件琐事困扰,这些都是他心理上的‘垃圾’,它们一直堆积在杨瑞喜的内心,他舍不得扔,直到腐烂,导致他今天的偏执。面临类似问题,首先要学会向他人诉说自己内心的不快,将压力排解出来;二来,与他产生纠纷的人,如果真是自己有错,适时向他道歉,缓解他心里的仇恨。最终,杨瑞喜选择杀人,是因为他找不到别的路,如果他懂得向别人求助,寻找多种道路解决内心的问题,不把自己的痛苦归结到别人身上,他的人生不会这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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