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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他比你想象得要复杂

2013年04月27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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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
作者:阿博特·格里森 玛莎·努斯鲍姆等
版本:法律出版社 2013年2月 定价:45.00元
乔治·奥威尔(1903-1950)
英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他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做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预言,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奥威尔认为作家的写作有四大动机:“自我表现的欲望;唯美的思想和热情;历史方面的冲动(希望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政治上所做的努力(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帮助别人树立人们要努力争取的到底是哪一种社会的想法)。”
《一九八四》
奥威尔在这部作品中描绘了一个极权主义达到顶峰的可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思想自由是一种死罪,独立自主的个人被消灭干净,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受到严密的控制,掌握权力的人们以追逐权力为终极目标并对权力顶礼膜拜。《一九八四》出版之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一九八四》耗尽了奥威尔的全部精力,在1949年该书出版后不久的1950年1月,奥威尔因肺结核去世。
1984年版的电影《一九八四》海报与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的《美丽新世界》,两个作品常被人们放在一起讨论。
企鹅2004版《一九八四》,与社科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通往奴役之路》。

  在西方,对奥威尔的研究是一门显学,就像中国的《红楼梦》一样,几乎成了一门小型手工业。但是对奥威尔的研究著作,在国内很少被翻译出版。《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是相当少见的一个例外。这本书里包括了十六位作者,对奥威尔从各个角度做了讨论,其中有些文章彼此观点完全不同。比如一位作者刚宣布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对南联盟的轰炸“几乎没有造成任何伤亡”,三十多页后就有一位左翼教授声称:“想想死于美国导弹和炸弹之下的南斯拉夫平民”对研究奥威尔深有帮助。同一本书里不同作者隔空互博,这种书有趣就有趣在这种地方。隔着书本你都能想象到在研讨会上这两位作者听对方发言时,撇着大嘴满脸不屑的样子。

  □书评人 押沙龙

  国内对奥威尔的研究介绍很少,所以普通读者对奥威尔往往存在误解。很多人误以为奥威尔是一个反极权的自由主义者。其实奥威尔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反极权是肯定的,但绝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相反,他是一个死不悔改的社会主义者。在1940年的时候,他还呼吁来一场社会革命推翻丘吉尔的反动政府,说只有这样才能打败希特勒(后来他为这个观点道歉了)。在二战期间,他又发表了《狮子与独角兽》,提出奥氏改革纲领。这个改革纲领包括大企业收归国有、穷人富人年收入限制在十倍之内等等。

  奥威尔与哈耶克

  奥威尔是第一流的文体大师,但对经济、商业道德、自由竞争都完全无知。

  法学教授爱泼斯坦特意拿哈耶克和奥威尔做了对比。在中国,奥威尔和哈耶克的书都曾是启蒙读物,几乎被划成同一类作品。但其实两人的政治观点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针锋相对。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时,奥威尔特意写了书评。书评里,奥威尔先捧了几句哈耶克,但紧接着就是批判。奥威尔宣称:对万千大众来说,自由竞争比暴君还要糟糕,因为比起国家专制来,自由竞争更不负责。

  爱泼斯坦对奥威尔的社会主义倾向嗤之以鼻。他对奥威尔的诸多言论做了分析,断定他对经济、商业道德、自由竞争都完全无知。最有意思的是,爱泼斯坦借题发挥,从奥威尔一路清算到文青头上。在咱们的语文课堂上,老师总说课文都是“通过什么什么,揭露了什么什么,批判了什么什么”,文学史上也说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是“批判现实主义”。在文学家看来,吐槽社会是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法学家爱泼斯坦对此极不理解,甚至还很生气。他不明白:对社会问题,凭什么作家文人比专业人士(比如律师和法学家)更有发言权?难道就因为他们码字码得漂亮?

  爱泼斯坦指出,作家往往感情用事,喜欢夸大其词。他们还没有专业学术训练,喜欢用一个两个特例概括整体,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拿1等于N。比如说巴尔扎克把当时的工人生活说得一团漆黑,农村生活则充满田园诗般的浪漫气息。在爱泼斯坦看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事实是十九世纪工人生活状况固然不算优越,但远远好于当时的农村生活,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背井离乡进城。早有严肃的社会论文用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这些文献太过枯燥,大家不愿意看,宁肯听文学家的胡吣。爱泼斯坦对此深表遗憾。

  至于奥威尔,爱泼斯坦承认他是第一流的文体大师,而且把极权统治驳斥得体无完肤。但是他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奥威尔自己就是个变态(用委婉的原话来说,就是像希特勒一样,是“处于正态分布两端的异类”),所以能够深刻理解同类的变态之处。爱泼斯坦同时觉得“一九八四”在未来不具有现实性,理由之一就是技术的发展。通讯业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老大哥”根本无从统治。真相不可能被蒙蔽,社会不可能被隔绝。

  人民圣殿教的教主琼斯居然是奥威尔的粉丝

  奥威尔肯定没想过这本小说会成为邪教教主的学习材料。

  这本书里最让我吃惊的一件事儿,就是原来人民圣殿教的教主琼斯居然是奥威尔的粉丝。他非常喜欢《一九八四》,甚至在人民圣殿教还有一首歌曲就叫《一九八四》。而且琼斯几乎照搬了大洋国的洗脑机制。凡是读过这本小说的人,肯定都记得那个恐怖的“101室”,那里面有犯人最害怕的事物。琼斯就仿制了一个自己的101室。他让每个成员都写下自己最害怕的东西,等到这个成员犯错的时候,就用这个东西惩罚他。有个圣殿教的幸存者回忆说,他最害怕的就是蛇。后来当教主惩罚他的时候,就把他绑起来,在他脑袋上放一条蟒蛇。琼斯的洗脑取得了惊人成就。914名信徒和他一起自杀,而等真相被揭露后,许多人民圣殿教的前成员对死去的教主还是敬若神明。奥威尔肯定没想过这本小说会成为邪教教主的学习材料。

  但是政治学教授瑞嘉利对这种洗脑的有效性表示异议。他是一个国际公认的“暴力研究专家”,专门研究政府的酷刑和刑讯逼供。瑞嘉利的态度比较乐观。他认为人们只要掌握了方法,是完全可以抵抗酷刑和洗脑的。关键在于你要懂得抵抗的窍门。在瑞嘉利看来,跟现实相比,《一九八四》里的折磨一点不严重,只是“田园牧歌式的强度”。书中的温斯顿精神崩溃掉,不是因为老大哥无坚不摧,而是因为温斯顿的方法不科学。他津津有味地归纳了种种对抗酷刑的方法,读得让人毛骨悚然。瑞嘉利的这个观点奥威尔估计很难同意。奥威尔并不认为大洋国摧垮人的手段主要就是酷刑。老大哥的主要手法其实是切断大家的精神资源,让它变成贫瘠的荒野,然后才能有条不紊地填充进去忠诚、仇恨和愚昧。这一点却被瑞嘉利有意忽略了。

  一九八四与美丽新世界

  “老大哥”对人类有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吸引力,它总是在阴影中等待召唤。

  除了“一九八四”之外,还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这本书描述了未来世界的另一个版本,人们富裕、快乐、安逸,但是精神麻木不仁,生活被完全操控。《一九八四和我们的未来》也对这两种未来做了比较,尤其是从性的角度。在“一九八四”里,性是受到严格抑制的,因为力比多是宝贵的,献给异性的多一点,献给老大哥的就少一点。而在“美丽新世界”里,性是受到鼓励的,因为力比多是有限的,献给异性的多一点,献给造反的就少一点。这里是两种类型的极权。老大哥要的是忠诚的疯子,美丽新世界要的是顺从的犬儒。

  可是这样就有了一个问题:如果世界的未来受到威胁,那么威胁来自何方?未来会通向“一九八四”呢,还是“美丽新世界”呢?在学术界这是一个古老的争议。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欧洲知识分子——厌恶庸俗更甚于厌恶压迫,厌恶麻木更甚于厌恶暴戾,厌恶财富崇拜更甚于厌恶权力崇拜。冷战压制了他们的本能冲动,但冷战后,学术界的担忧也就随之渐渐倒向了《美丽新世界》。这种倾向在这本书里也能看得到。

  我觉得这也许是一种错觉。二战后,西方经历了一段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在世纪末又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这就容易产生错觉。而这种错觉可以从福山那本书的书名里体现出来:《历史的终结》。但是就像《黑客帝国》的海报中所说,Everything that has a beginning has an end(万事皆有终结时)。当挫折再起,灾难重现的时候,也许人们会发现:曾经以为已经被永远跨过的深渊,其实只是被自己绕过去一段而已。

  那么奥威尔如果复活,读到这本书他会做何评论呢?我想他可能会重复自己对《美丽新世界》说过的话:一个享乐主义的犬儒世界是不可能持续的。人的天性里就需要鲜血、需要旗帜、需要口号、需要为之献身的某种东西。按照奥威尔的想法,“老大哥”对人类有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也许会潜伏蛰藏,但很难真正消失。它总是在阴影中等待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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