翩翩 随身可栖有梦可依

　　在80后90后扎堆考公务员，接连过起“房奴”“车奴”“孩奴”的生活时，翩翩“偏执地”过起了另一种非典型性人生：她在新疆长大，却在读到大学后，半路退学，然后开始游走江湖，走遍了青岛、天水、北京、大理等几十个城市，至今，过着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这期间，她走过雪地，被灌过黄沙，在草地打过滚，被大风几欲吹走，进过警察局、医院，数次死里逃生，眼看着火灾、偷窃、枪击、煤气罐爆炸、雪灾、洪灾、车祸、恶疾发生，她用镜头拍过惊惧、老泪纵横、血肉模糊、垂死少年、流浪汉、贪官……她的朋友这样评价她：她选择了一种大部分人不敢尝试的生长方式，并执拗地想去论证这种生长方式的合理性。

　　五月，北京草莓音乐节，通州运河公园。当“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在台上喊出“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时，不胜唏嘘的人群里，有个叫翩翩的姑娘。她就在通州住，音乐节的大部分时间里，她在摆摊儿卖自己的新书，名为《永远热泪盈眶》。

　　她是一个瘦削、爱摇滚、穿扎眼的红裤子的姑娘，生于一九八八年。她爱“万青”，觉得他们每首歌都在讲这代人的生活，除《揪心的玩笑和漫长的白日梦》里那两句歌词外，她还爱《不万能的喜剧》，歌词里唱：Hey,愉快的人啊，和你们一样，我只是被诱捕的傻鸟。坐班的日子里，她经常单曲循环这两首，听完，会觉得特别有力量。只是，有工作的日子，对她来说，都是间歇性的。

　　另一种人生 游走江湖

　　2012年底，出版社邀请翩翩做一本个人文集，整理稿件时，她开始想：为什么要在不同的城市漂泊。而朋友告诉她的是：其实，不光你有这种随处可栖，随时离开的感觉，她也有。

　　翩翩的父母都是援疆的知识青年，一个来自广东，一个来自江苏。父亲老实巴交，技艺在身，却因为人际关系不够圆通，事业一直潦倒。母亲，在工厂做工的时候，手指头被碾伤，因为势单力薄，工厂推卸责任，并不将之视做工伤。在翩翩的童年记忆里，始终晃动着这样一个片段：父母在昏暗灯光下，商量着怎么给领导送礼，愁容和叹息交错的这幅画面，让翩翩从小对弱势群体、社会不公有着诸多敏感。她生性刚烈而叛逆，不习惯循规蹈矩。在中学时，她就对要穿千篇一律的校服表示各种厌烦。考上大学后，因为读的专业自己并不喜欢，又无法调剂，加上当时自己一场大病，校医院又做了误诊，说她时日已不多，她索性退了学。

　　2007年12月,19岁的翩翩退学。第一周，为了躲避家人和学校的不理解，她一个人躲在伊犁的都拉塔口岸。口岸荒凉，有矮黄的沙棘，还有能当柴火的梭梭草，她在那里的饭馆里洗碗，攒路费。之后，去了青岛。

　　最开始，她租住在崂山一个四合院的单间里，靠做自由撰稿人生活。那年三十，她第一次没回家过年。想到屋内蔬菜不够，放一周假，到初三怕是要断顿，她裹上围巾，在凛冽狂风中，挨家挨户敲门，搓着手羞惭地问，能否拣点蔬菜和肉回去。年三十那天，十三岁的房东的女儿见她蹲在地上，热气缭绕中吃火锅，往她的桌子上放了碗白胖饺子，又往她手心里放了几颗糖，并拽拽她衣袖说：我奶和我爸我妈说，叫你一起去过年……

　　之后六年，她作为一个街头的吟游者，时代观察者，当过记者，做过杂志主笔，曾在世界500强学习丛林法则。在她看来，这些年成了她成长的仪式。

　　另一种观点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在她身上，有一种强悍的乐观主义，她习惯于把它称为有趣主义。她在豆瓣的id是没头脑也很高兴，在她看来，有趣是这样一些东西：会对野猫学狗叫，让它们摸不着头脑追着她的自行车吠叫；会捋起裤脚下河摸鱼，会在摔倒在泥巴里时哈哈大笑；会在百余人的圈子里搂着陌生的男孩跳伦巴或恰恰；会把所有的不幸概率都总结成下一次的求生经验，会把所有的小麻烦都讲成小笑话。

　　同时，她又是一个对社会隐忧无法视而不见的人。她觉得当下年轻人要面临这样一种境况：感情上与富二代竞争，工作上与官二代竞争，下岗后的父母和无养老保险的爷爷奶奶在垃圾桶旁捡着白菜叶和纸壳子，才华变成了一个月3000元的薪水，然后又像细沙一样，在这个通货膨胀的年代从指缝快速溜走；她纳闷这个社会是否搞错了什么：所有人都在设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奇怪的是，大家却把真实的时间都用在吃快餐，挤地铁，对着屏幕流眼泪，困倦的打瞌睡，粗糙的穿衣，重复的程序里，甚至都没时间和心爱的人躺在床上看一部完整的电影，拍一张合照。一直设想着有钱了就上路，有钱了又说，等有时间了就上路，既有钱又有时间了，又说，放不下现在的工作，家人，怕失业，怕疏远，怕返归时的艰难，没钱没时间了，又抱怨。周而复始，每个人都搞不清楚哪一个才是自己。

　　另一种声音 那些绝望和迷茫

　　自称激进式行动主义者的她，有着强烈的做自己的冲动，她相信这一代人内心都有这种愿望，但现实的境况屡屡把他们打回原形。他们接受过理想主义式教育，骄傲，不可一世，可一出校门，就遭遇的高房价、高物价让他们陷入现实的窘迫；阶层的固化更是让他们失去关于未来的信心。绝望和迷茫成为弥漫性的情绪。

　　因为写作的关系，在豆瓣和微博粉丝又多，翩翩经常会收到一些信件，来讲述绝望：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因为家庭迫害等患上了抑郁症、想自杀；有大学生纠结于要不要退学，兼职被骗，拿不上薪酬；走入职场后的年轻人被无理由解雇，拖欠工资；残疾人不能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被歧视。

　　2012年底，她突然想用一个访谈的形式，来还原这些声音，为这个时代做一个切片。她在豆瓣上发起一个名为“我们这代人，我们的心声”的采访活动，无论是谁，只要有声要发，都可以通过邮件写给她。最终，这些被采访者来自世界各地，多是80后90后。他们的发声，让越来越多的真相暴露出来：教育、医疗、残疾人帮扶、贫富不均、大学生就业、同性恋情包容等种种。

　　翩翩觉得，自己这种没有灯光打照的采访，更能维持真实。她看到了很多不曾想象到的场景。其中一个警察，向她吐露，如果面对社会媒体，他肯定是一种强大的状态，但其实，制服之下，他的无力感甚至对于危险的恐惧感同样难以消除。在一个少年狱警那里：少年犯们的罪与罚大都出自爱的匮乏和失衡，他们非常孩子气，有人在入狱的同时，最惦念的是自己的qq号是不是会被收回去……真相的显现，让翩翩觉得，是否会因太露骨，而让年轻人丧失勇气，譬如：凉山孤儿村的贫穷、大学生们的抑郁自杀心态，但随即，她觉得人总得面对种种真相，早一步正视，找出解决之道，更警惕和担当，才有希望。

　　在面对太多的绝望后，她生出建立一个公益救助心理组织的想法，由线上走入线下，类似国外的教堂，先是网上的咨询救助，逐步走到线下的咨询救助。因为她深知如果光靠一些作者写一些文字也治标不治本。作为他们生活的旁观者，根本无法了解和解决他们的困难，而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组织：收集数据、调查真相、心理救助、物资帮扶、法律援助或者雇佣一批公益律师团，来解决这类问题。比如对遭遇家暴的，一句不要离家出走、不要自杀，对残疾人一句这世上没什么正常人和非正常人的区别、多看些励志书，对大学生想退学，一句退或不退，都无济于事。他们需要一些切实的法规，譬如完善家暴惩罚的，和用工单位无理由解雇的来予以保障，对于想退学的学生，如果给他们增加一些宽松度，譬如他们可以自主换专业，可以试读，那么就可能避免很多。

　　截至当下，这个救助群里已有130多人，大部分是她的读者。自称是激进的行动主义者的翩翩还在继续走着，在一次和

　　哥哥聊天时，她交代说：哥，我上路了，爸妈，就拜托你了，若我嘎屁了，和爸妈说，我没偷懒，我尽力了。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