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升级”：如何不被高增长打败

　　■ 关注新政系列访谈之五

　　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中外记者会上首次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指出“关键在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此后，他又多次提到“经济升级”。

　　那么，“经济升级”主要指什么？经济该如何升级？如何避免潜在的风险？新京报专访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

　　内涵 核心是“四大升级”

　　“经济升级”，应该包含体制机制的升级、生产方式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人力资本的升级

　　新京报：不久前你在《人民日报》上刊发文章，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用制度创新激发经济新活力”。那么“经济升级”主要指什么？

　　姚洋：“经济升级”，首先是体制机制的升级。“经济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历程也告诉我们，改革红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中国的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都伴随着体制和机制改革。

　　新京报：体制机制的升级，具体是什么？

　　姚洋：体制机制的升级，主要是政府职能的升级。具体来说，就是厘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激发市场持久的活力。

　　李克强总理多次讲到，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过去2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政府和市场之间边界仍然模糊不清，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过多、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参与过多。

　　正如经济发展有其阶段性一样，政府的职能也有阶段性。当经济向一个新的阶段跃进的时候，政府的职能就需要随之改变，而不是停滞，停留在上一个阶段。

　　新京报：经济升级，还包括哪些内容？

　　姚洋：除了体制的升级，还包括生产方式的升级。

　　过去的十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外需，成绩显著，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在我们面临两个新问题。一个是世界市场的需求在下降，若想再像以前那样保持20%以上的外贸增长率，几乎是不可能了，大家普遍认为不会超过10%。这是一个正常的速度，全世界的贸易额每年也就增长7%，我们动辄20%以上的贸易额，是不可持续的，这就需要我们更多依靠内需。

　　另一方面，长期的外向型经济导致过高的国民总储蓄率，而居民收入占比又在下降，也就是说，之前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均衡地惠及民众，而这又直接影响到对内需潜力的挖掘。在这两种情况下，经济升级首先是生产方式的升级。

　　新京报：通过生产方式的升级，带动一系列其他升级？

　　姚洋：是的，接下来就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前中国经济增长中经常出口低成本的商品，成绩也很大，不能否定它，但是现在我们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劳动力成本在上升，继续搞低成本的加工业，难度越来越大，而一些后起的国家也在追赶，所以我们就面临产业如何升级的问题。

　　新京报：产业升级需要什么条件呢？

　　姚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升级，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当其他方面都升级了，但如果人还是原来那些人，人力资本没有升级，那么谁来开机床？谁来造精密仪器？富士康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富士康的返工率比较高，其中就有工人素质的问题，也有管理人才的问题。规章制度摆在那里，其实就是如何执行的问题，这就涉及人力资本的升级。

　　路径 突破口之一：降低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市场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机制，必须进行大范围的试错过程才可能实现一次发明，而政府投资只集中在少数企业，试错的次数不够，因此失败的概率较高

　　新京报：现在很多人都关心，中国该如何进行“经济升级”？

　　姚洋：“经济升级”的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我觉得最大的失衡是政府干预过多，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过于强大，这显然没有好处。政府不应过多干预经济，国营企业要减少，投资要减少，不能越俎代庖，应该让民营企业家更多地参与到基础建设中来。

　　新京报：推动“经济升级”，必须政府放权？

　　姚洋：对，中央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像李克强总理说的，只有政府权力多做“减法”，才可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

　　政府掌握的收入，按一般预算口径应该是经济总量的22%，如果按照宽口径来算，也就是说包括卖地收入、社保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等，应该有三分之一以上，这个比例算是蛮高的。还有国营企业，它们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将近30%，这样一来，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GDP达到了60%以上。这还不是最后的统计数字，因为政府还可以控制银行等机构的资金。

　　资金如此集中在政府手中，经济的升级就会受到很大制约。

　　新京报：那你认为“经济升级”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姚洋：回顾过去20年的经济发展，我想离不开对四个问题的清醒认识：1、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2、多样和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这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3、国家对财税、货币政策以及产业发展方向的调控，这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4、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建立其上的有序竞争，这是市场经济的制度保障。

　　明确这些共识，我们就有了经济升级的方向。

　　新京报：4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报道《美国制造》说，从硅谷传来的信号显示，美国制造业回流已经成为趋势。为了让新的工业革命在美国发生，让制造业回归美国，奥巴马的配套政策是政府提供税收优惠，同时对那些继续把制造业留在海外的跨国公司课以重税。而这一切，都剑指“世界工厂”中国的“中国制造”。这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升级”带来什么样的环境和影响？

　　姚洋：这的确对我国提出一些挑战，促使我国进行产业升级。但是，具体到如何进行产业升级，还需要细致的研究。目前国家提出了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这些都是属于高精尖的技术领域。可是，中国是不是真正到了立即发展这些高精尖技术的时机，这是值得商榷的。

　　虽然对于政府来说，资本方面比较充裕，可是如果升级的步子迈得太快，社会的配套是否跟得上？因为技术的进步、产业的更新，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砸进去一些钱就立竿见影，马上可以出效果的。另一方面，由政府来集中投资，由政府来挑选技术优胜者，未必能推动技术进步。世界范围内的经验表明，市场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机制。

　　技术发明是一个随机事件，必须进行大范围的试错过程才可能实现一次发明，而政府投资只集中在少数企业，试错的次数不够，因此失败的概率较高。这就又回到体制升级上来了，政府应该把技术创新交给市场做。

　　突破口之二:改革户籍制度

　　如今中国有2.4亿流动人口，其中1.6亿人属于农村户口。如果让他们在城市里落下户口，将稳定他们的预期，促使他们增加消费

　　新京报：我们谈转变生产方式已经很多年了，但目前的进展并不大，你认为转变生产方式的突破口在哪里？

　　姚洋：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就是改革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建立于1958年，目的是限制劳动力流动，特别是限制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这项制度事实上是将一个人的合法居住地限定为其出生地。然而，如今中国有2.4亿流动人口，其中1.6亿人属于农村户口。

　　实际上，国务院在2012年2月就宣布了新的户籍政策。其中提出，小城市的外来人口如果在当地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房（包括租房），可以申请落户；中等城市的外来人口如果在一个城市连续工作和居住三年以上，同样可以落户。

　　如果这项政策得到实施，将极大地促进国内消费，原因有两点。

　　首先，进城务工人员把大部分收入储蓄了起来，因为他们必须为将来回老家做准备，如果让他们在城市里落下户口，将稳定他们的预期，促使他们增加消费。根据粗略估算，如果进城务工人员的消费水平提高至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增加4.2个百分点。

　　其次，一旦有了城市户口，进城人员会把他们的孩子和父母接到城市，而城市人口增加将为服务业打开更大的市场。中国服务业严重发展不足，因此很有希望填补2015年-2020年期间制造业占比下降造成的缺口。

　　风险 最担忧人力资本的升级

　　2.4亿进城务工人员的人力资本被忽视，这是制约中国走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性因素。建议国家每年拿出300亿-500亿元做职业培训，连续投入十年

　　新京报：经济升级，也并非想升就一定能升，你认为有哪些潜在的风险？

　　姚洋：第一个风险，是我们的技术方向错了，最终被锁定在一个没有潜力的技术路线中。比如说汽车行业，现在国家重点推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高性能动力电池、电机等关键零部件和材料核心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大方向没有错，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在目前的状态下，就有点像把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发展方向有些偏差，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更多技术齐头并进？

　　新京报：偏差？

　　姚洋：对，现在新能源汽车补贴非常高，特别是电动汽车，深圳市说是补贴12万元，北京市说是可以不参与摇号，这本身也是很大的补贴，因为目前的摇号概率太低了，而我们常说的混合动力，是不给一分钱补贴。混合动力有很多的好处，车体可以变得比电池汽车要轻，开起来也没有续航的问题，只要加油，续航能力就会很强，耗油也很低。所以，要多鼓励大家都去摸索，而不是侧重发展某一方面行业，并且现在生产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就那么几家，等于在定向地补贴这些企业。

　　这又回到政府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上来了。政府应把精力放在一些基础性的研究上，而不是关注技术的应用，毕竟在高精尖的技术领域，世界的未来走势还很难看清楚，应让市场去试探。

　　新京报：其他还有什么担忧？

　　姚洋：我最担忧的还是人力资本升级的问题。十八大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是，生产工人的收入翻一番却不那么容易，假如按照网络上那张比较走红的工人工资表7000元一个月来算，翻一番是14000元，差不多2600美元，但是他们的教育水平却只有初中水平，十年之后他们的技能是否还能符合当时的环境是很难说的。

　　所以反过来说，除非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未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否则政府必须加大投资教育。

　　新京报：如何加大投资教育？

　　姚洋：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简称《纲要》）的要求，到2020年我国的大学粗入学率将达到40%，对教育不可谓不重视。

　　然而，在教育政策也有改进之处。《纲要》主要强调正规教育，这对提升未来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是有用的，但对现在已经进入劳动力大军的劳动者却用处不大。现有劳动力大军的主体是2.4亿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当中的80%只具有初中或以下的教育水平，而且绝大多数人不会再回到正规学校里学习。考虑到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将仍然是中国劳动力大军的主体，提高这部分人的人力资本将是中国产业升级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新京报：主要突出地对劳动力的技能培养？

　　姚洋：我建议国家每年拿出三五百亿元做职业培训，连续投入十年，也不过是三四千亿元，这对中央财政并不是大数字，可是对社会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国家每年发行一定数量的“教育国债”，用于在岗工人的培训。鉴于工人的分散性，实际操作中可以采取补贴培训学校的方式分配资金。不要过于担心所谓的跑冒滴漏，那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这个投入是很有价值的。

　　与此同时，应该重新建立工人的八级工制度。目前，工人除了工资增长，没有其他职业发展空间，这大大打击年轻人选择做产业工人的积极性。工人的技术级别就如同技术人员的工程师级别一样，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可以增加工人的荣誉感。

　　新京报：这个问题确实容易被忽视。

　　姚洋：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不要被经济的高增长所打败，意思是说，因为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工人的工资增长也很快，农村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大为降低，农村大学升学率下降就是一个例证。高增长是好事，但高增长却可能降低人们投资人力资本的积极性。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2.4亿进城务工人员的人力资本被忽视，但这却是制约中国走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性因素。他们的收入问题解决不了，即使身份转变成了市民，也会在消灭“农村贫困”的同时，制造新的“城市贫困”。

　　提升这部分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仅将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将为中国走向高收入国家提供必要的保障。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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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制造”卷土重来

　　美国经济继续挣扎，三月份仅仅增加88000个就业岗位，这一疲软的就业报告使得市场短暂受惊。但如果退一步来看你会发现其中亮点：美国制造业正在卷土重来。这也许是自当年硅谷崛起之后对美国来说最利好的经济新闻。

　　走出衰退谷底后，美国制造业增长超越其他发达国家，在过去三年内创造了近500000份就业岗位。这是过去十多年来工厂岗位数量首次出现不跌反涨的趋势。从匹兹堡附近的EXOne公司的3D产业增长到路易斯安那州及得克萨斯州陶氏化学公司扩大乙烯和丙烯生产带来35000个就业岗位，美国工人正在全力生产着全球客户想要购买的商品，这一事实有力地反驳了认为美国将陷入无可避免的制造业衰退的说法。

　　目前许多制造业的工作岗位都要求两年以上的技术从业经验，比如钳工或者焊工。而且这一标准还会不断提高，一些专家预测，在不久的将来，雇主很可能会要求应聘者（工人）具备大学本科学历，这一标准最终会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和认同。如果美国想要振兴制造业并意图借此增加就业岗位，那么认清这一趋势至关重要，尤其是教育家（他们需要确保未来的工人学到适用的技能）和政策制定者（他们需要设置新的教育标准）。

　　富士康在美建多个工厂

　　谷歌新推出的高科技眼镜将在加利福尼亚投入生产，这是美国科技公司选择将其生产线设置在美国本土的最新案例。据报道，谷歌眼镜将由生产装配了大量苹果产品的台湾富士康科技集团代工生产，工厂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卡拉。

　　几个月前，奥巴马总统在其2013国情咨文中重点提到了，苹果公司CEO库克表示将斥资1亿美元在美国本土建立Mac电脑生产线这一消息，而谷歌这一决定紧随其后。奥巴马呼吁高科技公司增加在美国本土的制造业投入，虽然这一投入有增长的迹象，但这究竟是一个长期趋势还是仅仅只是美国经济短暂回暖的副产品而已，还存在着广泛争议。

　　已经在得克萨斯州及印第安纳州设立子公司并建立工厂的富士康表示，希望扩大在美国的业务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美国制造”商品的需求。

　　（翻译：陈白）

　　——节选自《时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