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丁燕卧底东莞写就《工厂女孩》

　　新京报讯 富士康上周再次发生连跳事件，让代工工厂和打工群体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在快速呈现的新闻事实背后，打工者的心灵状况，人们几乎无从知晓。丁燕推出了自己在东莞的工厂亲身卧底打工200天之后完成的观察报告《工厂女孩》，她以亲历者的身份呈现出女工群体的日常生活实况，让人们近距离接触她们的梦想与奋斗，无奈与抗争，麻木与挣扎。

　　东莞真实而宜居

　　华裔女子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日前出版，又一部讲述这些她们故事的《工厂女孩》也紧接着推出。不同的是，丁燕的观察距离又进一步。2010年，她只身离开故乡新疆到东莞打工。《工厂女孩》不仅是在记录打工女孩，书写者本人也成为她们中的一分子。

　　谈论起东莞，人们很容易想到的是这里的制造业、工厂、甚至是性工作者，丁燕时常为东莞抱屈，她认为，东莞无论存在怎样多的问题，这里都还是宜居之地。她还记得第一次到东莞，被街道旁肆意蓬勃的茅草所震撼，而茅草旁，就是一座五星级酒店，“东莞的真实让我感动。”

　　工作第一天做20箱货

　　根据数据统计，东莞有上千万人口，其中八成是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而女工又占六成以上。丁燕觉得要想了解一座城市，便要了解它的主体人群。这促成了她进入工厂打工的原动力。当她处处碰壁后终于找到第一份工作时，觉得电子厂的早晨，像是卡夫卡笔下的洞穴。

　　工作第一天，她做了20箱货，捏钳子两千次以上。“我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过手掌。因为没戴手套，到中午，右手几近僵硬……”

　　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忘记躲在女厕所潦草记录着观察到的一切。在这种争分夺秒的过程里，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加敏锐起来。

　　教育对工作起反作用

　　“你做不下来的”，这是丁燕在东莞应聘时得到的评价，因为她填写的学历是高中，“粗笨、木讷，甚至有些迟钝的人，才能不厌倦那重复再重复的工作。你的教育，对这项工作来说，非但没有益处，还会起相反作用。”

　　丁燕后来得到的工作，是在一家音像带盒厂应聘上啤工。这是最累、最脏的工作，但对年龄没有限制。女工车间里的真实状况，得以坦露在诗人面前。

　　与张彤禾的非虚构调查写作不同，丁燕书中常常出现更抒情的句子。这可能与其诗人身份有关，也让她对女工精神状况抱以更多理解。

　　■ 对话

　　丁燕：戴上工牌，人成为机器副手

　　“人的惯性会超出自己的想象”

　　新京报：具体说说你当时的工作？

　　丁燕：2011年夏，我在一家音像带盒厂应聘上啤工。这是最累最脏的工作，和我一起工作的人有的是文盲。一天工作11个小时，码20箱。完全是体力劳动，地面上是一摊摊油水，空气里是刺鼻的辛辣味。

　　新京报：对于女工们失去姓名，变成数字，你的感受是？

　　丁燕：工牌是有象征意味的物件，不仅有工人的标号，甚至能看得出你的工种，在哪条流水线。在工厂，你穿的衣服的边线不同，意义不同。这一切只为便于管理。具体的个体消失了，人们在戴上工牌的一瞬，成为了机器的副手。

　　新京报：在流水线上工作让你印象最深的是？

　　丁燕：女工们一听到下班铃声，便把手中货物一推，触电般站起，从胸腔喘出一口气，很深很长，然后，飞快地出门。我的行动非常迟缓。我想，也许是因为她们身体的“受损程度”比我高；另一个深刻感受是，人的惯性会超出自己的想象。譬如，焊锡时冒出的烟有毒，但当我操作时，为了让锡点更饱满，会俯身低头。其实，我已吸到烟味，但已管不了那么多。我对它的抗拒不像最初那么强烈。

　　“女工劳作一天，最渴望的事是睡觉”

　　新京报：女工们通常工资标准怎样？加班频率呢？

　　丁燕：通常，工人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月工资在2500元至3000元左右。这是正规大厂的标准，很多小厂很难照这个标准执行。

　　新京报：平时女工们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会聊些什么话题？

　　丁燕：女工劳作一天，最渴望睡觉。周末最开心的是出去吃饭和买衣服、化妆品。还有人买鸡蛋做面膜。她们的话题似乎更家常，少有谈政治和艺术，集中在吃、穿、教育、养老等。

　　新京报：她们有没有讨论过富士康跳楼的事件？

　　丁燕：我没有听到。

　　“她们发短信，玩微信，几乎都有QQ号”

　　新京报：你说你惊诧地发现，知识分子在审判他人时既武断又可笑。为什么？

　　丁燕：像我这类几乎是“爬书虫”的人，很少从事大规模体力劳动。对劳动的陌生，让我们在对他人生活境遇做解释时，总会有偏差，因为会有莫名的道德优势。这很可怕。如果你在站立工作11个小时后，想到的可能不是去健身房，而是倒头就睡。工人需要什么？他们也许需要更合理的制度，而不是表面花哨的那些装置。

　　新京报：今天的东莞女工和《外来妹》中的女工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丁燕：《外来妹》中的女工，更忍辱负重；而新一代的女工，更注重个性张扬。工厂门口可以看到穿超短裙、染黄发、脚涂红指甲油的女孩。下班后，她们会去酒吧喝酒，K歌。女工里的吸烟者也逐渐增多。她们发短信，玩微信，几乎每个人都有QQ号。她们在恋爱中比男性更具优势。她们更物质化，也更张扬个性。

　　新京报：你对这个群体的感触是什么？

　　丁燕：我所见到的女工，个性丰富，目标明确，生机勃勃；她们热情、坦率、素朴。和男工比，女工适应城市的能力更强，在工作中有更多上升机会。我写她们的做法是——硬碰硬。直接盯住人，盯住她的情感脉络，实打实地写。我力争文章中的每一句话，都有事实依据。我是用“铁杆写实”的姿态，展现每个人的起伏命运的。

　　■ 直击

　　丁燕看见的工厂女孩

　　●“我目睹她们——那些拥挤在拉线旁的女工，海浪般喑哑、幽深、庞大，脸色灰黄，油垢满面，穿着不成样子的工装。有人把袖子卷起来，露出手臂，有人把领口敞开，有人趿拉着塑料拖鞋。自进厂那刻起，她们便失去了名字，而成为工牌上的那串数字。为打发机械劳作，她们总是低声聊天，满嘴俚语，互相调笑。”

　　●“在拉线上，每个人都是固定的螺丝钉，每个工位，都被清晰而准确地规定好身体应该采取的姿势。工人们仅仅被训练成某道程序的专家，而很少能掌握整个工艺流程。一个人，只要足够细心和遵守纪律，那么他所需要的，便是机械地重复、重复、再重复。每个身体都被训练成没有思想的身体。每个人都是有用的，但却并非不可或缺。”

　　●“这种工作的恐怖，不在惨烈，而在消磨。注塑机在规定的时间开机、出货；接着继续，开机、出货。时间被切割成块，方方正正，不多不少；同时，也将人的身体切割成无数个格子，放在规定尺寸中。这种活计若只坚持几分钟，并不会感觉疲倦，可一个小时呢？五个小时、十一个小时呢？若去上厕所，那机器还在扑通扑通往下掉货，如果想偷懒，货就会明显地积压下来，招来组长臭骂。工人在车间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重复、重复、重复地干活，让一个简单动作，一万次乘一万次地，重复再重复！最终，工人变得和注塑机一样，一起动作、呼吸、旋转。”

　　●“工厂的日子，是一连串的因果链条，没有什么人会对女孩子们夭折的青春负责，她们沉默着，倦怠而早熟，比实际年龄要老十岁或二十岁。在她们饱满的躯体内，蕴藏着最荒凉的记忆。当这些女孩无望地要求享有某种被延误的事物——平等、同情、理解和自由，无论什么——也无法取代那些逝去的青春。那些芬芳和甜美，水分和透明，皆无法挽救。”

　　丁燕 诗人、作家。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新疆哈密，汉族。1987年开始诗歌创作。2010年移居广东东莞，系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家。著有诗集《午夜葡萄园》，诗作入选百种诗歌选本，获多种诗歌奖项，2011年获“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同时从事小说、散文、评论创作，著有长篇小说《木兰》、散文集《和生命约会四十周》、《王洛宾音乐地图》、《饥饿是一块飞翔的石头》、《生命中第一个365天》等。新书《工厂女孩》日前由铁葫芦出版。

　　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