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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丁燕卧底东莞写就《工厂女孩》

打工200天完成观察报告,呈现女工群体日常生活

2013年05月07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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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燕重返音像带盒厂。受访者供图
《工厂女孩》
作者:丁燕
外文出版社
2013年5月出版

  新京报讯 富士康上周再次发生连跳事件,让代工工厂和打工群体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在快速呈现的新闻事实背后,打工者的心灵状况,人们几乎无从知晓。丁燕推出了自己在东莞的工厂亲身卧底打工200天之后完成的观察报告《工厂女孩》,她以亲历者的身份呈现出女工群体的日常生活实况,让人们近距离接触她们的梦想与奋斗,无奈与抗争,麻木与挣扎。

  东莞真实而宜居

  华裔女子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日前出版,又一部讲述这些她们故事的《工厂女孩》也紧接着推出。不同的是,丁燕的观察距离又进一步。2010年,她只身离开故乡新疆到东莞打工。《工厂女孩》不仅是在记录打工女孩,书写者本人也成为她们中的一分子。

  谈论起东莞,人们很容易想到的是这里的制造业、工厂、甚至是性工作者,丁燕时常为东莞抱屈,她认为,东莞无论存在怎样多的问题,这里都还是宜居之地。她还记得第一次到东莞,被街道旁肆意蓬勃的茅草所震撼,而茅草旁,就是一座五星级酒店,“东莞的真实让我感动。”

  工作第一天做20箱货

  根据数据统计,东莞有上千万人口,其中八成是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而女工又占六成以上。丁燕觉得要想了解一座城市,便要了解它的主体人群。这促成了她进入工厂打工的原动力。当她处处碰壁后终于找到第一份工作时,觉得电子厂的早晨,像是卡夫卡笔下的洞穴。

  工作第一天,她做了20箱货,捏钳子两千次以上。“我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过手掌。因为没戴手套,到中午,右手几近僵硬……”

  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忘记躲在女厕所潦草记录着观察到的一切。在这种争分夺秒的过程里,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加敏锐起来。

  教育对工作起反作用

  “你做不下来的”,这是丁燕在东莞应聘时得到的评价,因为她填写的学历是高中,“粗笨、木讷,甚至有些迟钝的人,才能不厌倦那重复再重复的工作。你的教育,对这项工作来说,非但没有益处,还会起相反作用。”

  丁燕后来得到的工作,是在一家音像带盒厂应聘上啤工。这是最累、最脏的工作,但对年龄没有限制。女工车间里的真实状况,得以坦露在诗人面前。

  与张彤禾的非虚构调查写作不同,丁燕书中常常出现更抒情的句子。这可能与其诗人身份有关,也让她对女工精神状况抱以更多理解。

  ■ 对话

  丁燕:戴上工牌,人成为机器副手

  “人的惯性会超出自己的想象”

  新京报:具体说说你当时的工作?

  丁燕:2011年夏,我在一家音像带盒厂应聘上啤工。这是最累最脏的工作,和我一起工作的人有的是文盲。一天工作11个小时,码20箱。完全是体力劳动,地面上是一摊摊油水,空气里是刺鼻的辛辣味。

  新京报:对于女工们失去姓名,变成数字,你的感受是?

  丁燕:工牌是有象征意味的物件,不仅有工人的标号,甚至能看得出你的工种,在哪条流水线。在工厂,你穿的衣服的边线不同,意义不同。这一切只为便于管理。具体的个体消失了,人们在戴上工牌的一瞬,成为了机器的副手。

  新京报:在流水线上工作让你印象最深的是?

  丁燕:女工们一听到下班铃声,便把手中货物一推,触电般站起,从胸腔喘出一口气,很深很长,然后,飞快地出门。我的行动非常迟缓。我想,也许是因为她们身体的“受损程度”比我高;另一个深刻感受是,人的惯性会超出自己的想象。譬如,焊锡时冒出的烟有毒,但当我操作时,为了让锡点更饱满,会俯身低头。其实,我已吸到烟味,但已管不了那么多。我对它的抗拒不像最初那么强烈。

  “女工劳作一天,最渴望的事是睡觉”

  新京报:女工们通常工资标准怎样?加班频率呢?

  丁燕:通常,工人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月工资在2500元至3000元左右。这是正规大厂的标准,很多小厂很难照这个标准执行。

  新京报:平时女工们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会聊些什么话题?

  丁燕:女工劳作一天,最渴望睡觉。周末最开心的是出去吃饭和买衣服、化妆品。还有人买鸡蛋做面膜。她们的话题似乎更家常,少有谈政治和艺术,集中在吃、穿、教育、养老等。

  新京报:她们有没有讨论过富士康跳楼的事件?

  丁燕:我没有听到。

  “她们发短信,玩微信,几乎都有QQ号”

  新京报:你说你惊诧地发现,知识分子在审判他人时既武断又可笑。为什么?

  丁燕:像我这类几乎是“爬书虫”的人,很少从事大规模体力劳动。对劳动的陌生,让我们在对他人生活境遇做解释时,总会有偏差,因为会有莫名的道德优势。这很可怕。如果你在站立工作11个小时后,想到的可能不是去健身房,而是倒头就睡。工人需要什么?他们也许需要更合理的制度,而不是表面花哨的那些装置。

  新京报:今天的东莞女工和《外来妹》中的女工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丁燕:《外来妹》中的女工,更忍辱负重;而新一代的女工,更注重个性张扬。工厂门口可以看到穿超短裙、染黄发、脚涂红指甲油的女孩。下班后,她们会去酒吧喝酒,K歌。女工里的吸烟者也逐渐增多。她们发短信,玩微信,几乎每个人都有QQ号。她们在恋爱中比男性更具优势。她们更物质化,也更张扬个性。

  新京报:你对这个群体的感触是什么?

  丁燕:我所见到的女工,个性丰富,目标明确,生机勃勃;她们热情、坦率、素朴。和男工比,女工适应城市的能力更强,在工作中有更多上升机会。我写她们的做法是——硬碰硬。直接盯住人,盯住她的情感脉络,实打实地写。我力争文章中的每一句话,都有事实依据。我是用“铁杆写实”的姿态,展现每个人的起伏命运的。

  ■ 直击

  丁燕看见的工厂女孩

  ●“我目睹她们——那些拥挤在拉线旁的女工,海浪般喑哑、幽深、庞大,脸色灰黄,油垢满面,穿着不成样子的工装。有人把袖子卷起来,露出手臂,有人把领口敞开,有人趿拉着塑料拖鞋。自进厂那刻起,她们便失去了名字,而成为工牌上的那串数字。为打发机械劳作,她们总是低声聊天,满嘴俚语,互相调笑。”

  ●“在拉线上,每个人都是固定的螺丝钉,每个工位,都被清晰而准确地规定好身体应该采取的姿势。工人们仅仅被训练成某道程序的专家,而很少能掌握整个工艺流程。一个人,只要足够细心和遵守纪律,那么他所需要的,便是机械地重复、重复、再重复。每个身体都被训练成没有思想的身体。每个人都是有用的,但却并非不可或缺。”

  ●“这种工作的恐怖,不在惨烈,而在消磨。注塑机在规定的时间开机、出货;接着继续,开机、出货。时间被切割成块,方方正正,不多不少;同时,也将人的身体切割成无数个格子,放在规定尺寸中。这种活计若只坚持几分钟,并不会感觉疲倦,可一个小时呢?五个小时、十一个小时呢?若去上厕所,那机器还在扑通扑通往下掉货,如果想偷懒,货就会明显地积压下来,招来组长臭骂。工人在车间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重复、重复、重复地干活,让一个简单动作,一万次乘一万次地,重复再重复!最终,工人变得和注塑机一样,一起动作、呼吸、旋转。”

  ●“工厂的日子,是一连串的因果链条,没有什么人会对女孩子们夭折的青春负责,她们沉默着,倦怠而早熟,比实际年龄要老十岁或二十岁。在她们饱满的躯体内,蕴藏着最荒凉的记忆。当这些女孩无望地要求享有某种被延误的事物——平等、同情、理解和自由,无论什么——也无法取代那些逝去的青春。那些芬芳和甜美,水分和透明,皆无法挽救。”

  丁燕 诗人、作家。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新疆哈密,汉族。1987年开始诗歌创作。2010年移居广东东莞,系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家。著有诗集《午夜葡萄园》,诗作入选百种诗歌选本,获多种诗歌奖项,2011年获“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同时从事小说、散文、评论创作,著有长篇小说《木兰》、散文集《和生命约会四十周》、《王洛宾音乐地图》、《饥饿是一块飞翔的石头》、《生命中第一个365天》等。新书《工厂女孩》日前由铁葫芦出版。

  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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