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被不断跳楼困扰的“围城”(1)

　　4月24日及4月27日，富士康再发“两连跳”：郑州航空港园区内，一名24岁的男子和一名23岁的女工，相继跳楼身亡。

　　流水线上的迷茫

　　此前，员工跳楼的惨剧就曾多次在这个全球代工巨头里上演。情况最严重的2010年中，有多达十余名工人从深圳富士康的楼上跳下。

　　单调的流水线生活和严苛的管理制度，被指是酝酿这些悲剧的“祸首”。机械压抑的工作、没休止的加班、突然而至的责骂、看不到未来的迷茫等，无不在考验着富士康工人、尤其是“新生代工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去年10月时，记者曾到太原富士康“潜伏”过20天。那段时间里，记者被分配到化成车间的喷码线上负责“收料”，即把沿着流水线流下的手机和电纸书的壳拣到托盘中。

　　根据大致统计，上班的10个小时内，每个工人大约需要收八九千个料，平均每4秒就要重复一个“伸手—拿料—放料”的动作。

　　工人需要在流水线前保持“亢奋”。如果收料跟不上流水线的转动速度造成积压，那线长的吼声和骂声就会紧接而至。

　　富士康的工人每天需要在车间工作10个小时，其中包括8个小时的正常上班时间和2个小时的加班。以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划分，富士康会向在上述日子里加班的工人分别支付1.5倍、2倍和3倍的工资。

　　这样的“馅饼”刺激着工人们“自愿加班”，虽然他们早已厌烦了流水线生活。如果他们不加班的话，一月只能拿到1800元的底薪，偿还掉厂牌里的400元饭费和100元左右的住宿费后，所剩寥寥。

　　走过场的生命承诺

　　富士康也曾尝试通过加薪、建立工会等行为，舒缓员工的生存状况。但在这种努力，未能完全奏效。

　　2010年发生N连跳后，富士康先后多次上调员工工资，其底薪已从先前的八九百元上调至1800元。

　　2010年，富士康官网上刊登文章称，公司工会会员超过39万人，入会率达到80%，基本覆盖了全体员工。今年年初，富士康表示，准备在中国工厂中推进工会改革，举行真正有代表性的选举。

　　今年5月1日，多个高校联合发布的《富士康工会调研报告》却显示，富士康工会改革进展缓慢，“90.2%的富士康员工不知道富士康工会选举的事情，94.7%的工人在过去从未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工会选举投票”。

　　调研报告还称，56.1%的人通过工会热线“78585”所投诉的问题“很少能得到解决”或“全部都得不到解决”，且有47.4%的人在投诉后反而遭到“打击报复”。

　　此外，记者体验发现，工人在入职签订“珍爱生命承诺书”时，更像是“走过场”——培训师并未就承诺书内容作任何解释，工人只需签名即可。而当向心理咨询师提出工作上的困惑和迷茫时，咨询师则会“勉励”说，“干好活就行”。

　　厌倦并依赖着

　　“每天管理100万员工，头痛得要死。”去年1月，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曾在一次年会上诉苦。2011年底，富士康公布了斥资上千亿元的“百万机器人”计划。按照该计划，未来富士康一些单调、重复的流水线工作将由机器人承担。

　　这些不知疲倦、不惧危险的机器人开始把工人从疲倦和压抑中解放出来时，外界却又有了“机器人将引发工人失业潮”的担忧。

　　厌倦却又依赖，这或许就是当代中国工人之于富士康以及如它一样的中国工厂的复杂感情。

　　流水线上的打工者

　　在这个百万人的围城内，一些人觉得工作辛劳且压抑，“城内”的心理咨询师“劝慰”说，如果不适应就走人吧

　　王二猛说，“我刚来应聘时活蹦乱跳的……现在压抑，枯燥，像个机器人。富士康像一个‘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

　　接受心理咨询期间，热线响起，廊坊富士康有人跳楼了。尽管经心理咨询师及宿管等人的干预挽救了一条生命，但关于跳楼的话题在富士康一直未曾停歇。

　　咚咚咚咚……石猴从石缝里钻出，翻着筋斗云，向天穹冲去……

　　一曲《西游记》前奏音乐，是廊坊富士康园区一男工公寓楼某集体宿舍的“起床曲”。每天早上6点30分，《西游记》会定时从工友手机里奏响。

　　石猴翻起了筋斗，但来自河北农村的30岁工友王二猛并不愿意起床，他先是探出头，努力睁了睁眼睛，继而蒙头睡觉。

　　10分钟后，他慢吞吞穿衣，洗漱。

　　看记者起床，王二猛说，“我刚来应聘时活蹦乱跳的……现在压抑，枯燥，像个机器人。”

　　一个床位一个月换了三人

　　室友说，我所住的这张床位一个月换了三个人，“都是新员工，受不了苦闷压抑的工作，都辞职了。”

　　继去年10月，今年4月15日，新京报记者再次前往富士康体验打工生活。

　　廊坊富士康园区占地约千亩，东西走向，繁盛时期员工曾达七八万。

　　记者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一起，手持大包小箱，列队在富士康园区，去往公寓楼。

　　沿途，一栋栋灰白相间的楼宇，包裹着一张长约数十米，宽约2-3米的大网。

　　这些大网是2010年富士康发生“N连跳”之后安装的。如今近三年时间，已显得破旧，多已破损，裂着大洞，在风中摇摆。

　　“如果有人跳楼，防护网不堪一击”，看着一张张破网，一位工友笑称。

　　记者被分配到的宿舍一共10人，5张上下铺。宿舍成员中，年龄最大的40来岁，最小的不足18岁，多数20岁出头，学历初、高中。

　　“欢迎你来，但是，你，什么时候走？”我刚在宿舍一张床铺前坐下，一年龄30岁的河北籍青年王二猛向我打趣说。

　　“王二猛之问”有着它的因由。

　　室友说，我所住的这张床位一个月换了三个人，“都是新员工，受不了苦闷压抑的工作，都辞职了。”

　　宿舍中，多数为工作1到3个月的新员工，而30岁的王二猛因工作半年，在宿舍被公认为“资深员工”。

　　近4万人的廊坊富士康，最近几个月，几乎每天都吸纳大批新人进入；同时，每天又有不少工友辞职。

　　有时候王二猛会看着一撮撮刚进富士康的新人发笑，“嗨，来富士康干啥？能吃苦不，想当机器人呀！”

　　王二猛说，富士康像一个“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压抑，挣不到钱，工作枯燥，受气……没有家的感觉”等等，成为“出城”的主因；而想来富士康看看究竟啥样，体验世界500强企业的文化氛围，找个媳妇或女朋友容易等等，则使不少员工走进“围城”。

　　在富士康工作7年的石破浩说，“有的人专门来泡妞的。也有不想听家人唠叨进厂的”。

　　机械、压抑的流水线生活

　　凌晨三时，记者的双腿已经失去知觉，机械地从操机台，不断打滑，滑向测量间。

　　4月23日晚7时30分，廊坊富士康的一个厂房车间，记者和其他三十多名新员工一起，在流水线上通宵作业。

　　进入车间，迎面扑来浓厚的化工气味，地面上绿色的地板沾满油渍，走在上面不时打滑。

　　操作间机器轰鸣，上百人在数百台飞速运转的操机台前忙碌着。

　　工友们站在流水作业的操作台前生产一款畅销手机金属框架。该框架边沿被机器切割成薄片，十分锋利，一不小心就会划伤手指。

　　新员工中，多数男工被分配在操机台手持喷枪，经老员工简单指点，开始流水作业；女工则对所生产出的产品精度进行测量，超出误差范围的将判定为废品。

　　记者负责对二十余台机器生产出来的每一个流程产品拿到测量台测量。然后再拿着流程产品返回测量台，并反馈给操机台前的工友。

　　记者的这个活儿在不少站在操机台前作业的工友眼中“再轻松不过了”，可以来回走动，可以和女工搭话聊天。

　　实际上这个工作并不轻松。记者需要将二十多台机器生产出的每一个产品样本分别送到距离记者二十余米远的测量中心。

　　“你要跑起来，否则检测不完，良率会降低。”在油滑的地面上，一个工友向记者叮嘱。

　　从晚上8点到凌晨11点，二十米远的“跑道”，记者不间断跑了三个小时。

　　夜晚11点，是吃饭时间。我们在食堂匆匆饭毕，短暂歇息后，又匆匆返回车间。

　　从12点到凌晨起，一刻不停地沿着二十米长的跑道来回行走。其间，几位操机台工友操机时，闭着眼睛，趁线长不在，休息几秒钟。

　　凌晨三时，记者的双腿已经失去知觉，机械地从操机台，不断打滑，滑向测量间。

　　记者的身上星星点点沾着油渍，大脑已空白，重复着机械劳作。

　　凌晨四点多，因为良率低，线长将质检人员组合到一起，“昨天的废品情况30多个，今天是60多个，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是否用心做了，我咋向上面交待”，线长表情痛苦。

　　凌晨五点，8小时工作完成。新员工可以休息，老员工则多选择再延长2个小时，以便赚取加班费。

　　机器轰鸣声中，厂区领导召集新员工训话，一个管理人员说，如果对我有意见，可以拨打关爱热线，但你们要知道，别人拨打了那么多次，工作人员没有一次找过我事儿，你们自己掂量。

　　无法提供帮助的关爱热线

　　关爱热线告诉想调岗的王二猛，“你需要自行先和目前的车间沟通，声明要调岗；然后找好愿意接收你的车间，声明愿意接收。”

　　王二猛最近几日情绪低落，经常晚上独自饮酒。

　　身材高大、相貌憨厚的河北人王二猛半年前，在河北地方县政府的鼓励下，和其他数十名老乡一起，坐上政府安排的大巴，来到廊坊富士康园区。

　　这个壮汉，一进入车间，就“经常加班加点”。

　　他做的是抛光的工作，每天要抛光29筐手机后盖，一筐36个，累计要抛光千余个。

　　辛苦的工作没有换来管理者的赞许。王二猛说，他的直接上司——线长，尤其看重“良品”，但因多种原因，王二猛所生产的良品率并不高。

　　他解释称，手机后盖抛光是流水线上最后一道工序，他无法左右流水线上的其他人——如果手机后盖的“料”不好，如果承载抛光液的桶不干净……都会导致良品率降低。

　　如果良率低，线长会直接劈头盖脸说，“你今晚别回去了，直接面圣吧。”王二猛称，这里的“圣上”，是富士康线长的直接领导：一位科长。

　　巨大的良品压力导致王二猛经常失眠，甚至靠药物安神。

　　每逢夜班时，最难熬的是凌晨。刚开始，一到凌晨五点，王二猛养成了一个习惯，“偷偷站着睡觉十分钟。”

　　最近，王二猛不敢睡觉了。

　　一个月前，王二猛去其他车间支援，车间的机器手咔嚓咔嚓上下摆动，凌晨5点左右，一个小伙子操作中打瞌睡，不小心一低头，机器手猛地抓住头向下按。“我看到他满头是血……亏得瞬间躲开。不然可能没命。”

　　他当时惊得一身冷汗，瞬间清醒。随后，他越来越怕上工。

　　他厌烦了操机台上的工作，想换一个环境。

　　在室友的建议下，4月23日晚，他拨打富士康员工关爱热线78585（请帮我帮我），咨询是否可以调岗。

　　关爱人员答复称，无法提供帮助，“你需要自行先和目前的车间沟通，声明要调岗；然后找好愿意接收你的车间，声明愿意接收……”

　　挂了电话，王二猛一脸迷茫。

　　4月23日，记者来到心理咨询中心，称自己压力大，“看到工友们陆续离开，心里难受，并且工友们说像机器人，不知道该怎么调节。”

　　心理咨询师说：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而要看自己是否适应环境，这也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你选择富士康，富士康也要对你做出选择。

　　记者接受心理咨询期间，热线响起，廊坊富士康有人跳楼了。

　　尽管经心理咨询师及宿管等人的干预挽救了一条生命，但关于跳楼的话题在富士康一直未曾停歇。

　　走进富士康的年轻人

　　一些打工者对流水线的枯燥和单调显得不以为意，相比之前的漂泊，富士康是他们人生规划中，重要的一站

　　因为不一样的缘由，他们的打工轨迹重合到一起——坐到了富士康的流水线前。不过，没有人愿意在此长干。他们想趁青春流逝前，追逐自己并不宏大的梦想，比如找个对象，比如开个小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与打工、漂泊和富士康有关。

　　16岁那年，出身农家的张顺地开始在太原扛水泥，扛一袋100斤的水泥爬一层楼赚5毛钱；范振鸣在16岁时离开大山，到县城一家汽修厂做学徒，中秋节一个人煮着饭号啕大哭。

　　因为不一样的缘由，他们的打工轨迹在去年的11月1日重合到一起——坐到了富士康的流水线前。这些吃苦惯了的打工者，对流水线的枯燥和单调显得不以为意。有人甚至想，有规律地吃饭、睡觉就是一种幸福。

　　不过，少有人愿在此长“干”。他们想趁青春流逝前，追逐自己并不宏大的梦想，比如找个对象，比如开个小店。

　　只是想想而已。离开富士康后，没找到太好出路的张顺地回到了建筑工地打工——那是他16岁时的第一份工作。

　　打工始于16岁

　　来富士康打工，什么人都有，却“都是些没出路的人”。张顺地觉得，但凡还有点别的办法，就不会来富士康“遭罪”了。

　　28岁的李国春是在去年10月30日的深夜到达太原的。这位原煤矿工人下火车后有些“狼狈”，他口袋里只剩了8块钱。

　　他本来打算到太原后，即刻奔赴富士康报名的，“当天进厂花不了多少钱”。

　　深夜已经没有了公交，而8块钱既不够打车，更不用提住宿了。他钻进路边的网吧，找张椅子眯了一晚。第二天，他花1块5上了一个小时的网，给远在四川打工的女朋友留言，“打200块钱过来”。

　　之后，李国春挤公交赶在8点之前到了太原富士康的北一门。这时，28岁的张顺地、20岁的范振鸣等人也提着窝了被褥的编织袋，等待进厂。

　　他们之前素昧平生，但却已在打工或者漂泊中走过了很长的一段岁月。

　　李国春此前一直在煤矿下井；张顺地在一个小铸造厂待了10年；范振鸣则一直辗转在汽修店和餐馆，“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与他们同行的，有做了几年小买卖赔本欠下债务的前老板，有在北京摆了十数载大排档无以为继后的返乡青年，还有原来跟着团伙摸黑从工地顺钢筋的“问题少年”……

　　什么人都有，却“都是些没出路的人”。张顺地觉得，但凡还有点别的办法，就不会来富士康“遭罪”了。

　　在16岁时，也就是2000年前后，张顺地走出了吕梁山区。嗜赌的父亲败光了家里曾一度拥有的宽裕生活，而家中本已贫瘠的土地，也因为政府征用越来越少。打工是生活的唯一出路。

　　范振鸣也在大山里度过了自己的中小学时代。辟于山上的地产不了多少粮食。

　　近些年来，跑到外面世界去打工渐成了村里青壮年间的风气。留守村子的只剩下老人和儿童。

　　村子以外三四十里是另一幅光景。范振鸣说，那边有些村子的地下发现了埋藏较浅的煤矿。煤矿公司给这些村子里的村民每人四五十万的补偿款。范振鸣常常幻想着，自己能被那样的“幸运馅饼”砸中。

　　2008年时，范振鸣离开村子外出打工。第一站是县城里的小汽修店。

　　比起他们，戴着眼镜的李国春多读了3年高中。高考时，他的成绩离第一志愿山西大学的录取线差了七八十分。他想再复读一年，可母亲跟他说，托人在煤矿找了份差事，你下井去吧。

　　走南闯北的岁月

　　那年的中秋节，他和同事蹲在汽修店煮米饭。煮着煮着，米饭煳了。掀锅看着黑乎乎的米饭，16岁的他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李国春在煤矿里一待就是五六年。他每天坐1个多小时的小火车下到地下几百米处，扛几百斤的机器在巷道里行进。一个月下来，他能拿到五六千，甚至更多的工资。

　　李国春觉得这份工作还算不错。但不幸的是，2011年他走着路，被一辆车撞成骨折。车主赔了他9万块钱。

　　伤愈后，他没法干重活，只好在煤矿办了个停薪留职。那9万块钱被他存到存折里，一分钱没动。对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的他来说，这9万块就是下半辈子的指望。

　　2008年奥运会前后，16岁的范振鸣到了县城一个汽修店做学徒。身高1米62的他每天抡着大锤，一锤一锤地把被撞坏的汽车保险杠或者车壳砸平整。

　　活儿很累。瘦小的少年常常感到胳膊麻木。赶上旺季，他还得加班抡锤到很晚。

　　两个月下来，老板扔给他90块钱。那年的中秋节，他和同村一起出来的“同事”，蹲在汽修店煮米饭。煮着煮着，米饭煳了。掀锅看着黑乎乎的米饭，16岁的他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突然就想家了。”范振鸣第一次觉得“还是家里好”。

　　新京报记者 尹聪 申志民 太原、廊坊报道

　　本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

　　（下转B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