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符号权利不容剥夺

　　“现实中的经历，有痛感的生活，是艺术家创作灵感的源泉。”

　　与现在孩子教育方式不同，方力钧称自己是放养长大的，是“野生的”。

　　1963年，方力钧出生于传说中“邯郸学步”的学步桥附近。1966年“文革”开始后，这个胆小的孩子，也会与同龄人打架。打架的起因往往是方家的家庭成分——富农。

　　方力钧的童年记忆中有属于那个年代特有的创伤。4岁时，家的后墙被邻居写上巨大的“方地主”，孩子们经常聚集窗外高呼“打倒方地主”。1969年6岁的方力钧路过批斗大会，远远随着大人们冲台上批斗对象高喊“把他吊起来，这个老家伙”。走近才发现“老家伙”是自己的祖父。

　　从转干毕业生下放成火车司机的父亲，为了不让方力钧打架，把他交给工会里的“右派”曹震环老师学画画。6岁的方力钧第一次拿起画笔，临摹样板戏连环画《红灯记》。

　　“现实中的经历，有痛感的生活，是艺术家创作灵感的源泉。”多年以后，方力钧认为画画给了他发泄童年伤害的出口。

　　先后从河北轻工业学校陶瓷美术专业、中央美院版画系毕业后，“骄傲”的方力钧选择做一名自由艺术家。当时这种以自由名义放弃体制内分配的人，被称为“社会盲流”。

　　1989年，方力钧搬到了圆明园和颐和园之间的一亩园工作室。1990年7月，方力钧和田彬又搬到了福缘门西村。这里就是后来的“圆明园画家村”。

　　体制外“盲流”的生活虽然洒脱却必须忍受物质上的贫困。最穷的时候，方力钧在临近的北大、清华校园卖过明信片，也和哥们田彬、杨茂源到大连临摹过安格尔的裸女商品画以及部队军用教学图赚钱度日。实在没钱了，去栗宪庭家混饭吃也是不错的办法。

　　回想当年的“非主流”选择，方力钧说，“那时考上中央美院很难，毕业后的骄傲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就想先野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后总会有体制、单位接收。实在不行，再走机会主义路线。”

　　这样的选择很快就被验证是正确的。“我脱贫是在1992年。”澳大利亚的“中国新艺术展”让一个澳大利亚人花4500美元买走了方力钧几幅素描。此后，他再也没为卖画发过愁。

　　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方力钧第一次来到欧洲。尽管是沾了“第三世界”的光，光头形象还是让方力钧成为展览上最惹人注目的中国画家之一。尽管饱受质疑，这一符号仍沿用至今。“我没什么困惑。我不可能永远坚持所谓的符号。其实我也画了很多带有不同符号的画。当然，别人也不要妄想剥夺我使用自己符号的权利。”

　　声名鹊起，画价自然扶摇直上，直到2006年，方力钧、王广义、张晓刚、岳敏君作品在国内外拍卖市场上频频突破百万元纪录，中国当代艺术开始从灰姑娘摇身变为公主。而王、张、方、岳四人更是被媒体借用当时流行偶像团体的名字，命名为“当代艺术F4”。

　　20年后，方力钧依然活跃在威尼斯双年展的舞台上，今年6月1日他将携新作向世界展开他以及中国当代艺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段“处境”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