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危机需以史为鉴”

　　■ 核心观点

　　我并不认为保证所有的投资品都不会违约才是好的规则，其实，最重要的有两点：首先应该建立市场准入规则，只有正常的、合理的金融产品才能进入金融市场，其次应保证合适的产品销售给合适的投资者，尽管有些产品可能出现违约，但要使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担能力相对应。

　　范文仲

　　1972年出生，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他曾在国家财政部世界银行司、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工作，此后任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重庆市国资委副主任、发改委副主任。现为中国银监会国际部主任。

　　金融监管应结合国情

　　新京报：《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行四个多月，目前各银行实施成效如何？

　　范文仲：各家银行都在有序地推进这项工作。出台《资本管理办法》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银行进一步强化资本约束的理念，而不仅仅是达到几个监管指标这么简单。

　　但是，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只靠《资本管理办法》来解决所有问题。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强化资本基础只是银行风险管理的一个方面，其他还包括拨备制度、公司治理等，而风险管理文化的建立才是最核心的。

　　新京报：在你看来，中国的金融监管应该更加注重与国际接轨，还是更偏向本地实际情况？

　　范文仲：中国和西方国家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满足有效需求；而西方已经形成成熟的经济体制，他们考虑的是如何增加有效需求。所以我们在制定新的金融监管体系时，既要考虑中国银行业如何能够稳健发展，还要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目标，同时要符合国际基本要求。

　　如何使“防风险”和“促发展”二者平衡，这是一门艺术。很难说哪个更重要，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中国未来发展是要国际化的，很多银行的目标是成为全球性的重要银行，所以要了解规则，还要适应规则，但是在执行和制定国际标准的同时，也要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

　　并非被动实施“巴塞尔协议III”

　　新京报：中国今年通过《资本管理办法》率先实施了“巴塞尔协议III”中规定的一系列指标，而美国和欧盟都表示将推迟实施。对此你怎么看？

　　范文仲：可能大家对国际上的一些决定和考量不是特别清楚。从国际上来讲，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欧债危机持续是影响美国和欧盟做上述决定一个因素，此外，还有法规、政策调整的程序性问题。

　　比如美国原先实施《巴塞尔II》的范围仅限于国际活跃银行，但是这次实施“巴III”后，其实施范围扩展到了全体银行，即包含了中小银行甚至社区银行。因此，在对新资本法规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收集的反馈意见数量和复杂度远远超过了预期的想象，研究并吸收采纳这些意见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而在欧盟方面，由于成员国数量多，内部立法流程复杂，在欧盟各成员国中达成统一非常难。不过要注意的是，欧美推迟的只是开始实施的时间，而对于过渡期结束的时间和资本要求并没有降低。在最近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和欧盟也都表态要积极执行，他们也在做相应的准备工作。

　　新京报：有学者认为，中国太急于推进这些标准并不是一件好事。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范文仲：中国实施“巴III”，并不是被动的，不是因为欧美做我们才做，而是从自身的需要出发，是为了“以丰补歉，夯实基础”。

　　和欧美国家在金融危机后才加强监管相比，中国目前仍处在经济高速成长的时期，加强资本约束更是应该的。而且，从执行新监管标准的时机来看，我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和资本水平都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因此，我们的时机比欧美更加有利。

　　我们希望通过《资本管理办法》转变中国银行业过去靠规模、数量扩张的商业模式，从而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管理办法》和中国经济改革、调整结构的思路是相同的。

　　人们容易忘记过去的错误

　　新京报：国际金融危机已进入第五个年头，但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风险还在积聚，危机还远没有结束。金融危机对于中国银行业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

　　范文仲：这是个很大的题目。如果真要总结的话，那就是人们非常容易忘记过去的错误。

　　我以前读书时曾做过1870年-1936年中国上海西商股票交易所的研究。当时发生的很多危机跟我们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看到的几乎如出一辙。而上个世纪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人们的一些行为方式，按照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罗伯特·希勒的话说是“非理性繁荣”，和这一次金融危机从本质上也没有不同。“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等一些新的银行监管规则。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大家又忘记了，放松了。

　　其实危机在历史上都发生过，建议大家能够多看看金融和经济历史，以史为鉴，多吸取些教训。虽然不能完全避免危机的发生，但做好风险防范，可以推迟危机到来的时间，或减少对实体经济的伤害，即使发生危机，也能更快地从危机中恢复。

　　新京报：对于目前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影子银行问题，算不算是银行业面临的“危机”？

　　范文仲：要看怎么来定义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带来的挑战不是中国独有，西方发达金融体系曾暴露过更严重的问题。

　　不是所有的非银、表外业务都是坏的，但具有信用中介性质的业务都应该有规则。我并不认为保证所有的投资品都不会违约才是好的规则，其实，最重要的有两点：首先应该建立市场准入规则，只有正常的、合理的金融产品才能进入金融市场，其次应保证合适的产品销售给合适的投资者，尽管有些产品可能出现违约，但要使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担能力相对应。

　　对于影子银行，我个人认为不是应不应该存在的问题，是怎么加强风险管理的问题。

　　体制内外应设交流平台

　　新京报：你之前从业经历丰富，既是一个学者，也有在投行工作的经历，现在又在国家部委工作。你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看待问题的角度、立场有没有发生变化？

　　范文仲：体制外的学者，更多地考虑理论创新，喜欢提出问题；而体制内的官员更关注实务，更注重解决问题。我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平台，使政策制定者和理论研究者能更多地交流，了解对方的想法、做事的方式。

　　新京报：但我们现在更多地看到的是体制外的学者质疑政策，而体制内的专家竭力为政策辩护，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范文仲：没有一项政策是完美的，作为政策制定者，要善于接受质疑，从工作角度进行反思，改进。而学者也不应单纯批评，最好能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途径。关键是要使政策制定者和理论研究者进行交流，力争做到“破”和“立”的平衡，既善于发现问题，也善于解决问题。

　　■ 同题问答

　　“投资关键是了解大众期盼”

　　1.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人，你最为尊敬的是哪一位？

　　答：中国经济学者众多，在很多领域都有我尊敬的师长。我更尊重的是中国经济学研究者这个群体。虽然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但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他们是功不可没的。

　　2.近期在市场层面，你认为哪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

　　答：我觉得在经济层面是城乡统筹改革，在社会管理方面，我认为改革任务更为急迫，各地区管理者要从GDP、财税收入等传统经济目标转变为关注环境、交通、教育、医疗等民生指标，同时要加强反腐工作，维护社会公平。

　　3.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答：如果知道我就成富翁了（笑）。我不做具体投资，很难告诉你哪个行业。

　　说到底，投资的关键是了解大众对未来生活的新期盼，因此不论年龄大小，成功投资者必须保持与时俱进的生活方式。

　　B06-B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沈玮青 实习生 李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