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5:星期五周刊·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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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强调说人话,不许假大空(2)

2013年05月10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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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至今仍然怀念当时评论部的氛围,每个人想的都是“一切为了节目”。
在评论部,时间做得最核心的一件事,就是要求独立思考,大家都可以反驳他。

  (上接C14版)

  ■ 对话

  《东方时空》后,我在电视上的作为居然没了

  节目 说真话救中国

  新京报:你觉得20年前,为什么能诞生像《东方时空》这样的节目,反而现在好像缺乏当年的锐气了?

  时间:现在的大环境缺乏当年改革的需求,改革的土壤不如那时。20年前是因为邓小平南巡,需要媒体的变革。那时鼓励我们这样的创新,正好我们还闲着有经验又有活力,制片人那时大多30岁。

  那时电视台的领导也想方设法把自己团队产生出来的新东西释放出去,杨台(杨伟光)也是用心良苦,先在早间开办这样一档节目,有的话题如果上级不干预,就晚间继续播。既要有影响又要不批评,所以同一题材早上先播一下,晚上《焦点访谈》继续播,现在谁费这个脑子?当时想的都是一切为了节目,现在哪还有这样的人?

  新京报:“说真话救中国”是你对节目提出的要求?

  时间:当时说的是“说人话救中国”。因为做纪录片要讲人话。当时有两个语言体系,一个是灌输式的,还有就是我们内心的主观抒情,矫情做作,现在这两种势力还健在。我们长期被洗脑,也不好好说话。所以我们反复强调说人话,视假大空为死敌。

  我们是中国媒体最称得上媒体的时候,做了《东方时空》,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

  改版 音乐电视应该保留

  新京报:《东方时空》刚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是有引领作用的,这是你特别希望传达的电视理念吗?

  时间:做一档节目,我会想,是不是在专业领域填补了空白,是不是推动社会进程。引导观众是我特别强调的电视理念,只迎合不引导就是助纣为虐。观众都有魔鬼的一面,非要释放他这一面,就是不负责任。电视迎合低俗的一面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是这个尺度掌握在生产者手里。

  新京报:那个时候的娱乐节目好像还不多?

  时间:娱乐节目出现的时候我其实挺高兴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多元化,因为我们从小都生活在一元化的环境里。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金钱可以断送一切,多少有才华有理想的人,都因为钱放弃了追求。我也面临这样的情况,那严肃的追求呢?如果一味追求收视率,沦为电视剧播放器,就不是媒体了。

  新京报:1996年《东方时空》那次比较大的改版,拿掉了音乐电视,是不是去掉了原来节目的一些人文气质,增加了新闻资讯?

  时间:《东方时空》的先天不足在于,没有认真研讨过节目定位,没有按早间节目细抠,因为早间没人要。《金曲榜》1996年被拿下,我现在觉得拿得不应该,早间需要这样欣赏性放松性的,它作为一个栏目又太重,实际是早间节目的一个插曲,按照这个思路应该保留。

  新京报:现在回头看,你认为那是一次成功的改版吗?

  时间:还是利大于弊,改版后更像一个新闻杂志,让主持人更有权威感,《面对面》更像评论部办的,有评论的深度,媒体的角色更突出。弊就是带有早间特色的东西退出,降低了节奏感和丰富性。

  主持人 要求“同等智商”

  新京报:《东方时空》也算是开启了真正有主持人的时代?

  时间:以前主持人都是写好的词,而我们需要的主持人要确认个性化,要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新京报:当时《东方之子》在建组的时候,据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是同等智商,为什么特别强调“智商”这两个字?

  时间:屏幕上的主持人的表现让我看不顺眼,一个是他的技术能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脑子问题,他说那些蠢话,那不是智商是什么,我就觉得是智商造成的。他不动脑子,说一些没有信息含量、思想含量的话,我只能用智商这个词,我不能说脑子笨吧,我觉得要同等智商,就是强调他对话能力,语言能力的提高。

  新京报:你发现了崔永元和白岩松成为主持人的潜力,你都怎么调教主持人?

  时间:我有天生的敏感。他俩我调教得不多,是不是好的主持人要看读书思考的能力,提问有技巧以及镜头前的表现。我们的观点是最有价值的,要把精力用在观点上,是自己独立的思考,第二才是优美的语言,不然就是耽误事。就像红酒,只有中国才有皮盒子木头盒子。

  新京报:当时用他们俩有阻力吗?

  时间:孙玉胜就跟我谈过,这两人行吗?我说你让我试试。白岩松的节目日播就几分钟,孙玉胜也就同意了。

  用崔永元的时候反对的声音更大,因为《实话实说》四十多分钟,周播,要砸就都砸了,我就哀求似地问孙玉胜,试试行吗?

  遗憾 没能与兄弟们白头到老

  新京报:采访中,《东方时空》的同事们都评价你非常严厉啊?

  时间:我做《东方之子》的时候有30个编制,我用过大概200人轮换,最后剩下的都是人才。挑剔的人自然会得到更优秀的人,但让人走很难受也得罪人。我真是很难受,现在要说我的人生有点挫折也是报应,我断送了不少人的饭碗,所以现在我的饭碗也靠自己找。

  新京报:你在组建团队的时候,最强调的是什么品质?

  时间:我们当时的年轻人要么单纯要么有理想,看重自己的身份,也看重自己。我做的最核心的一件事,就是要求独立思考。我们有很浓的创作气氛,大家七嘴八舌,可以反驳我。

  新京报:现在回想起来《东方时空》的那段日子,你觉得有遗憾吗?

  时间:我对《东方时空》的感觉有点像“小三”。我的原配是纪录片,但我的“小三”欺骗了我,我为它付出这么多还不能白头到老,最后还得找原配。以前认为大好的时候还在后面呢,没想到,我在电视节目上的作为居然没了。(沉默)如果当时我没有去做领导,现在可能还跟这帮兄弟在一起。

  “孙玉胜就跟我谈过,这两人行吗?我说你让我试试。白岩松的节目日播就几分钟,孙玉胜也就同意了。用崔永元的时候反对的声音更大,因为《实话实说》四十多分钟,周播,要砸就都砸了,我就哀求似地问孙玉胜,试试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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