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孙惠芬关注农村自杀问题

　　在日前举行的《生死十日谈》研讨会上，当评论家们争论不休时，作者孙惠芬始终微笑不语。三十年来，农民出身的她始终坚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故乡和大地，农村人的心灵世界。这一次，她关注的是农村自杀现象，以及由之引发的农民精神生活和情感困境。

　　虚实结合营造现场感

　　“赵凤，四十四岁，女，风古城张炉乡翁南村小王屯小队，2009年7月喝百草枯自杀；姜立修，四十三岁，男，翁古城石岭乡槐树沟村下黄小队，2008年6月喝百草枯自杀……”

　　《生死十日谈》的黑色书皮封面上，印着这样的红色字体。封面正中两排白字是：“关注自杀 关注自杀遗族 中国农民精神现状调查，十日何谈尽？”这部长篇小说去年在《人民文学》连载时，被放在“非虚构”栏目里。图书设计也突出非虚构视觉元素，孙惠芬虽然不太认可这样的“错觉”，但她尊重了出版方的考虑。

　　孙惠芬写此书，源于同乡好友、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的邀请。2011-2012年，贾树华带领她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团队，在她俩共同家乡——大连庄河，进行她的第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的评估与干预”现场调研。贾树华邀请孙惠芬加入课题组的初衷，“是想引起这位当代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农村题材女作家，对农村自杀现场的关注与关切”，因为她连续投入十二年的自杀研究项目，做得很“累”，却没太多人关注。

　　《生死十日谈》讲述孙惠芬随着调研组一家家地进行访谈，十日里的二十几个自杀案例见闻。小说故事来源一部分是亲身随访，一部分是丈夫50多个小时的纪录片素材，还有她自己多年来的农村见闻所感。“大多案例都有影子，但故事有虚构，人物有重新塑造。”人名均为虚构。

　　之所以营造访谈现场甚至亲临现场，造成非虚构的假象的叙述方式，源于她发现原始讲述的局限：“讲述者只能提供一个侧面的信息，心理学的访谈问卷很难打开故事的脉络。”

　　这样虚实结合的作品，给评论家出了文体定义的难题。评论家李朝全称，去年年底，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想把这个作品列入报告文学排行榜，孙惠芬则在电话里告知他有很多虚构的部分，会伤害到报告文学的真实性。

　　中国农村的自杀多发生在贫穷和文盲家庭

　　“中国是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年平均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在中国，80%以上的自杀是发生在农村。”

　　这是贾树华给出的研究数据。选择庄河进行调研，因为那里是她的家乡，有感情和便利因素，庄河的自杀率在中国其他县级市同比人口中其实偏低。

　　《生死十日谈》出版后，贾树华不断接受采访，“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一个作品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科学数据的影响。”

　　据贾树华观察，孙惠芬一开始被悲惨给“吓着了”，她要派人专门跟着孙惠芬，负责疏导她的心情。但是，孙惠芬随后被这些“悲惨的、壮美的、不可思议的”故事震动。贾树华觉得，这个经历对孙惠芬的写作和人生都有改变——“面对死亡、生命，既有破坏的力量，又有提升的力量。”但是，作为一名专业学者，她对农村自杀现象的看法和角度，与孙惠芬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贾树华分析称，国际上的自杀研究多是针对抑郁，中国农村的自杀多发生在贫穷和文盲家庭。对于抑郁这种说法和心理专家这种角色，农民几乎闻所未闻。要提升农民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提高文化素质是首要的事情，否则他们没有改变精神面貌的能力。“很多人是不应该选择死亡的，夫妻吵架、被人冤枉，或者有什么事情没有解决好，他们就选择自杀，如果多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不情绪化，有心理健康干预，知道怎么应对，完全可以不自杀。”至于农民的精神生活，她用了“匮乏”和“一片荒芜”这样的词语来形容。

　　可是，在天性悲悯的作家孙惠芬眼里，“赵凤、姜立修、曹运宽和三岛由纪夫、杰克·伦敦、张国荣没什么区别”。每一个自杀者都有自己的心灵与精神世界，她都试图去走进、去挖掘，甚至那些在常人眼里非常轻率、荒诞的自杀行为，她也要努力去发现自杀者的尊严和价值。

　　“鲁迅在祥林嫂的问话中展示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心中尚存的精神世界，孙惠芬通过一个个自杀者的最后抉择，呈现了他们不能被看轻的精神世界。”评论家周立民说。“我非常担心人们把这部小说当作一个纪实作品，去研讨什么社会问题，甚至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等等，这当然很重要，但这不是作家的任务，过分地关注这些反而忽略了小说本身所表达的核心。”

　　关于城乡：从离乡到“还乡”

　　“自杀在我的笔下不过是一个篮子，它装进的，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对生死终极问题的追问和思考，这是现实力量的驱使，我无法逃避，我能做到的，只有如何进去，然后，如何出来。”

　　这段话出自今年1月孙惠芬答《文学报》的访问。三十年间，孙惠芬创作大量农村题材作品。她的身份也随之一步步地演变，从农村挣工分的农民，到文学院的专业作家、辽宁省作协副主席。写作，是她逃离乡村、走向外界的唯一“出走”方式。

　　2000年，长篇小说《歇马山庄》问世，孙惠芬从此进入主流文坛关注视野。“这部小说是她在离乡多年后重返故乡的”回家“之作。”评论家李小江说。

　　虽然居住在大连，但家乡其实不远，她经常回家探亲访友，家乡亲人不断地来往于城乡之间，她的身心也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她说：城乡之间的矛盾和痛苦一直纠缠着自己，不管如何书写，笔下人物“都永远粘贴着城乡差异带给人情感上的困扰和困惑”。“当我人在繁华喧嚣的城市还想着写作，我发现，乡村又变成了我在城市里的梦想，变成了我的怀念。”

　　《生死十日谈》中，初入村庄的第一个案例——“一泡屎要了两个人的命”，婆媳两人因为小孩在床上拉了一泡屎，大吵一架先后喝了农药。一件琐事何以演变成要了两条人命的导火索？孙惠芬从爱玩电脑的年轻媳妇身上，解读出她向往外面世界，过不惯乡村劳苦生活，与婆婆之间积累长久矛盾，导致了这场悲剧的爆发。

　　“乡村，似乎怎么都无法延伸年轻女子的希望。但凡有点本事，也要在进城打工后，嫁城里人。即使她们嫁了民工，不得不回乡安家，也绝不回到生养她们的土地。她们会要求男方在县城或小镇买楼，过远离土地的城镇生活。可以说，不干土地上的活儿，是新农民最大的‘面子’。”孙惠芬在第一个案例中这样直抒胸臆。书中的好几个案例，都与进城和外面的世界相关：被进城包工的丈夫抛弃的赵凤、制定“返乡A计划”的大学女生耿晓云、进城买楼患病自杀的张小栓……

　　“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不管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因为困难、苦难如影随形，在这个变革发展的时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这条自我救赎的道路上。”孙惠芬说。

　　本文参考李小江《还乡：“惠芬世界”的哲学阐释》、周立民《艰难的阅读及读后感》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