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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 “时空”历练,学会平等拍摄

2013年05月10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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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现在拍电影的很多手法都是当年拍纪录片学来的。
李玉 山东人,大学毕业后曾做过主持人,后辞职到北京加入《东方时空》为《生活空间》栏目拍摄纪录片。2001年开始转而拍电影,已拍摄《红颜》《苹果》《观音山》等影片,其影像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她早期拍摄纪录片的影响。

  “拍摄纪录片,不仅是给我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这段经历最大的意义,还在于让我知道了应该用什么样的视角拍电影,那就是平等。”

  李玉大学毕业后,成为了山东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主持人生涯给她带来了人前的风光和体面的收入,但几年的工作下来,让她觉得应该寻找一种新的表达自我的方式。于是她辞职来到北京,在北京做了一段时间的场外主持人之后,她喜欢上了纪录片的拍摄,加入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做了一名纪录片导演。这几年是她觉得吸取营养最多的几年,其间一直在写小说和剧本,为她日后拍摄电影做了准备。2000年,她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纪实风格的故事长片《今年夏天》。

  憧憬未知世界到北京从头开始

  22岁时,李玉原本在济南电视台做主持人,但她不喜欢每天化妆以及被控制的状态。1996年的一天,她看到《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里播出的刷马桶女工的一天,当时就被打动了。李玉突然觉得自己喜欢那样的东西,“拼命想要去做那样的片子,拼命想要去跟随这样的队伍”。

  李玉辞去了济南电视台的工作,旧单位有位领导刚刚生了一场大病,每天上万元的医疗费全部公费支出。台长用这件事挽留李玉:你看你现在,有什么事我们都会管。去了北京,就是死了都没人知道。李玉却说:“人活着很大的一个乐趣,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憧憬。”

  李玉跳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了火车之后,她鼓起勇气给《东方时空》制片人陈虻打了电话。陈虻有些敷衍地回答:“我们不是什么人都收,你先拍个片寄过来看看吧。”李玉琢磨着拍了一部名为《丑角》的纪录片。几天之后,她就接到了陈虻的录取电话。

  李玉回忆起刚到《生活空间》时的情景说,“记得那个时候是在北医三院,我们当时《生活空间》的大本营。给我的感受是,真的有一种阵痛,但是你就觉得你的背后开始长骨头茬,开始生出翅膀,就是有一种渴望,一种特别渴望做这个东西,特别渴望去吸收,去学习的一种心态。”

  《东方时空》那几年成长最快

  李玉去《东方时空》时战战兢兢,觉得所有人的眼光都是有点怀疑的,她最感谢的人是陈虻,“陈虻很直接,他的点评就像一拳打在你身上的感觉”。

  陈虻批评人的时候会说,就看你今天的搭配,你的片子就是有问题的,你连色彩都不知道。“他可能会从一些根本上去打击你,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都能承受住了,你就一定会有一个重建的过程。他刺激你思考,如果你足够坚强,如果你去接收和消化这种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成长得非常快。”李玉说,在《东方时空》那几年,是她一生当中成长最快的几年。两三个月之后,李玉拍出了自己的成名之作《姐姐》,获中国纪录片协会大奖。1997年,纪录片《守望》获中国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金奖,1998年,纪录片《光荣与梦想》获中国纪录片大赛金奖。

  《姐姐》讲述了剖腹出生的双胞胎,女孩被看作姐姐,男孩成了弟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姐姐一直都要为弟弟牺牲,一切好玩、好吃、好用的都要先给弟弟。当她的个人意识苏醒之后,她开始不服气,她觉得“凭什么我就是姐姐”?他们的父亲是警察,经常为了工作不回家,有时候甚至大半年都在外地抓捕逃亡的罪犯。当有一次父亲好不容易回家,大家准备吃团圆饭的时候,姐姐在饭桌上爆发了……

  当年国际纪录片大师怀斯曼看完《姐姐》之后要求见导演,大师不相信眼前这个小姑娘就是片子的导演,于是问她:你是怎么做到让摄影机像趴在墙上的苍蝇一样观察生活?李玉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最后她告诉怀斯曼:如果拍一个女人走路、吃饭,她一定会知道摄影机在哪儿,可要是她的孩子掉到了井里,她是不会看镜头的。——从那时起,李玉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镜头应该拍什么。

  李玉在《东方时空》呆了五年,2000年她拍了自己第一部电影《今年夏天》,《东方时空》的老同事们不仅把节目组发的饮料全都搬到了她的剧组,还免费帮她当演员。谈及当年在《东方时空》那段岁月,李玉说,“拍摄纪录片,不仅是给我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这段经历最大的意义,还在于让我知道了应该用什么样的视角拍电影,那就是平等。”

  ■ 对话

  不忘为什么出发是最大的收获

  新京报:在《东方时空》这五年,让你从一个主持人过渡到一个电影导演,其中陈虻起到了什么作用?

  李玉:这五年相当于一辈子不可磨灭的记忆都在这里面。我记得我知道陈虻去世的时候,自己坐在电脑前,不相信这个事情,当时我在济南,同事问我回不回北京,我说不回,因为我不相信,我不敢回来,不敢参加,我就不相信。后来,我一直是恍惚的,就像自己的亲人去世那种感受。其实还不一样,多了一层,像老师,最敬爱的老师,或者精神导师这样的一个人,他突然走了,你不光是难过,你觉得精神上也空了一块。

  陈虻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我现在每做一个电影,包括在做剧本的时候,我都会跟我的伙伴,编剧、策划讲,我们已经做完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初衷吗?我们当时的冲动在哪儿?为什么我做完之后,反倒觉得有些东西可能丢失了?那我们离哪更近了,离市场更近了?那我们要想想这个是我们愿意的吗?离市场更近其实也是想要离观众更近,可能这个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初衷会走偏了。陈虻这句话已经在我心中生根了,它已经不是一句话了。其实我不常拿出来讲,这句话它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面去了,跟你的身体是很自然地存在了,这个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新京报:从技术角度来说,纪录片的拍摄经验对你拍电影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李玉:包括一些光的运用,为什么我现在喜欢纯自然的光线,我要用灯光去营造纯自然的一些光线。因为我在做纪录片的后期,我会观察,比如说我们在没有打灯的状态下,有一些光线特别好,有一些很细微的灰尘进来,为什么打完(灯)之后就没了,这个屋子变得陌生了,很多东西都是从那个时候慢慢积累起来的一些感受。包括画面,我们一直在做真正什么样的构图才是我们需要的。还有跟人的关系,你觉得跟漂亮(画面)有关系,还是跟你要表达的东西有关系,你离什么更近一点,所有的东西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慢慢形成的。

  新京报:你拍电影不喜欢走戏,这和纪录片的习惯有关系吗?

  李玉:我在跟演员讲戏的时候,要求摄影师不要听,我在跟摄影师讲镜头的时候,演员不要听,我要让他们分开,隔离他们。有的导演习惯于让演员从这儿走到那儿,然后机位要跟着你,我不是这样的,你把所有的灯都打好之后,演员会随着那个感觉来,你就会觉得他走到光区最好的那儿了,你要相信演员。有的时候他走出光区的时候也很好,暗暗的,然后可能一半在光区,一半在外面,这种东西就是纪录片教给我的。

  意外是最好的,你全都规划好了之后,完成了乐趣也没了,我就是完成了一个东西而已。就是螺丝钉,这拧紧,那拧紧,最后出来一个东西。对我来说没有魅力,真正有魅力的是,你撒了一个种子,大家一块去浇水施肥,最后长出来的那棵树才是我们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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