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与陈寅恪 不同的造型与相近的内核

　　竺、陈相识交往，最初发轫于青年同窗之谊，两人不仅同年，而且是复旦公学同班同学，更有“同桌共读”的渊源。

　　文人往来，敏感而矛盾。我们纵观民国文人的往来及其相应的各种样貌的文化场域，往往应验了叔本华“豪猪取暖”理论：越是在同一个圈子里亲近者，未来越走越远甚至形同陌路的概率越高；而山水相隔只得凭鱼雁往还、不涉及具体利益“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两人——甚至是那些大师，反而能存续几十年老友的情分。竺可桢与陈寅恪，这两位科学与人文领域的巨擘半个多世纪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书评人 雪堂

　　竺可桢的日记远不止于记录气候数据，而是穷其所见所闻，包含巨量的历史材料：数理天文，地质生物，国际政治，中外历史，哲学名著，流行小说，诗词歌赋，博物杂俎，无不涉猎……所记者，大到世界风潮和国务活动，小到天气物候、来往客人、收寄信件、飞机火车行程、物价开支、子女成绩及身高体重等等。（樊洪业《关于竺可桢日记》）

　　特别是以私藏不拟示人的日记记述了大量当日各界名流、各色人等，留下了历史人物专门研究的宝贵资料。现存日记历38年，文字总量约在千万，实在是令人既惊且佩。张荣明先生《竺可桢与陈寅恪》即以竺氏日记（以下皆简称《日记》）为原始资料，发掘了竺、陈二先生的往来故事。

　　抉择：通道亦不同路

　　《竺可桢与陈寅恪》以1949年为分水岭，用前后两个时间维度来论述两大师之交往。这个时点之前，一代民国书生不得不逼自己抬头重新打量时代，回顾自己的作为，做出历史性的抉择；这个时点之后，还是这批人，不管身在大陆、台岛还是海外，都将面对身边隔膜且狂热的民众，接受自己当日抉择的结果。1949年之前，竺、陈两人程度最深的一次交集，以张先生据《日记》拣出的材料来看，是原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后，1940年3月下旬中研院在重庆召开第五次评议会期间。当时两人皆为评议会评议员，在重庆碰面。这次会议故事坊间皆知，不但推选了新院长及第二届评议会评议员名单，而且会前有蒋介石吹风内定新任院长人选，结果引起评议员众人大哗。《日记》对此亦有记述：

　　……五点至美专校一号晤陈布雷，遇晓峰，谈及蒋先生提出以顾孟余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事，余谓恐评议会中通不过。余表示决辞浙大。七点至外宾招待所Hotel，叔永与咏霓请客，到唐臣、竹铭、陈寅恪、姜立夫、郭任远等卅人。膳后做一Straw vote民意测验投票，（试）院长人选。咏霓得21，适之20，骝先19，余仲揆6，稚晖先生、农山、孟真、君武与余各得一二票。”（1940年3月21日《竺可桢全集》第七卷321页）

　　《日记》所述晚宴，实是翁文灏等人觉此事难办开的通气会，然而会中根本达不成共识，遂有“民意测验投票”事。以陈寅恪先生之气节，对政府预先拟定人选必然反对。《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 初稿》记有：“先生即席申述院长人选必为国际学术界知名学者，选举院长必须尊重各人自由意志之意。”评议会评议员多有耿介之士，其他与国府走得较近的评议员也只得尊重票选多数，结果正式会议选定留德博士出身并且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为代院长。

　　这次在重庆，竺、陈二人还一同出席了“总统官邸”为会议办的宴会，陈寅恪得以与从未谋面的蒋介石近距离相晤，且认为其人不足以掌国之重器。《日记》虽未记载竺、陈二人在会期有私下谈话，但毕竟是抗战以来陈寅恪赴昆明联大任教后不多的一次聚首。值得一提的是，朱家骅先生是学人从政极为成功的例子，以其在国府及教育界的影响力，往往被国民党中人视为一派系的领袖人物。（《黄通口述自传》第25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对国府来说，当日发表的是一个次优选择。

　　立身：一苇渡江与落魄不羁

　　1949年新旧交替之际，大量学人离开了原来的教职或研究岗位，其人生随着生活场景变换有了各自不同走向。据谢泳先生等人的研究，原先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人后来同社会的关系，相对要比搞社会科学的学人松弛。不论何种政体，都将自然科学视为国家基础学科，学科的带头人或创始人，必然会为新时代所接受。新社会对他们的排异期要相较短得多。1949年后，竺可桢成为新旧时代承前启后科学界的领导人物，获得崇高荣誉，是为典型，同样的例子有李四光、侯德榜等。

　　另外公共知识分子与学院内的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际遇也有显著不同。竺可桢三十年代出任浙大校长，与社会各界发生更多联系，成为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为他能更快地为新社会所接受提供了舆论支持。即便如此，确如张荣明所言，一位身背“国民党中央委员”历史包袱的知识分子要想从旧的社会进入新的社会中安营扎寨、贡献才华、受到器重，必须具有超越常人犹如达摩“一苇渡江”的真本领。而从竺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日记所载以及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来看，竺、陈二人实际上有相近的精神内核。散木先生读了足本《日记》后认为“在本质上，竺可桢是一位自由主义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哪一个是真实的竺可桢》《同舟共进》月刊2008年第10期），是知人之论。

　　不论1949年之前或之后，竺、陈二人都是不同的知识分子类型。陈寅恪先生继1938年转道去昆明时在滇越铁路上失书、1945年目疾多方寻医不治之后，迎来命运新的试炼。在兵荒马乱之时，陈先生拒绝了傅斯年的邀约，留在大陆，辗转于岭南大学；后多次拒绝北上，在中大陈序经的护持下继续做研究。陈先生1927年已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嗣后更是被选为中研院学术评议会第一、二届评议员，在院士制度未施行前“评议员”身份无异于中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其学术地位自是1949年之后所不能及。虽然一直未获再版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今天被视为一部报告文学，然而探寻真实的史实，陈先生命运之多舛，研究之隔膜于普通民众，晚境之凉薄，结局之凄惶，还是使后人有无尽的叹息。

　　【竺可桢日记中的晚年陈寅恪】

　　虽目盲而谈笑风生

　　1950年夏，竺可桢才通过岭南大学梁方仲得悉老友陈寅恪的确切行踪：眼睛基本上失明，但仍在该校中文系与历史系授课。一个多月后，同在岭南的姜立夫从广州来京，带来了陈寅恪的近况：“八点半至院。九点姜立夫来，渠现在岭南，下年仍将回该校。据云陈寅恪在彼尚好。”（《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155页）

　　1955年元旦，姜立夫又来访，进一步提供了老友较详尽的状况：“姜立夫来。他于明日即回广州中山大学。据云，陈寅恪与他统生于1890年，与我同年。寅恪虽目已失明，但记（心）[性]奇好，助教问他问题时，可以指出某书某卷某页云云。”（《竺可桢日记》第9卷，1955年1月1日）需注意的是此时岭南大学已经院系调整变为中山大学，以其“先教会后私立”的出身以及全国范围“重理轻文”的调整原则，必然有此结果。

　　1957年，竺可桢赴南方考察，终于有机会去探望分别十多年的老友陈寅恪。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竺、陈两人的首次晤面：

　　“至中山大学宿舍晤陈寅恪及其夫人，系复旦同学十余年未见，眼半盲，但尚能认人。相询年龄，知我们两人和立夫均1890年生，我二月生，长他们五个月……”（《竺可桢日记》第9卷，1957年2月18日）目睹新时代社会气象的巨变，我们都知道一般知识分子聚首会谈些什么，但日记中并没有深谈的记载。1962年2月竺可桢赴广州参会，再次拜访陈宅，日记记载陈氏“精神甚佳而健谈，虽目盲而谈笑风生。”可注意的是陈先生之健谈，非老友来访而不可得见。

　　1966年3月，竺可桢又赴广州参加会议。此时距“文革”已近，“山雨欲来风满楼”，据张荣明先生记载，这次出差竺可桢已随身携带《毛选》和《语录》，会议有规定的集中学习的时间。到达广州的首日下午，竺可桢即去探望陈寅恪，并将两年前陈氏所托询问其著作出版受阻的情况做了详尽交代：

　　“……至中山大学陈寅恪处。他卧在床上，由他的太太招待，但陈寅恪仍健谈，我坐在床上与他谈一刻钟。关于两年前所托问中华书局印刷事，均予以交代。”（《竺可桢日记》第13卷，1966年3月20日；《竺可桢全集》第18卷第65页）这次两人只谈了一刻钟，陈先生因腿伤已行动不便，《日记》所载竺、陈二人交往事，至此绝矣。

　　《竺可桢与陈寅恪》将时间定格在风暴将至而未至之时，后事世人皆知，言尽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