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哲伦：在美国，剧作家最大

　　在美国有种说法：只要我们目的是好的，一切就都能达成。但事实是，有时候也会好心办坏事，比如美国人制造的越战、伊拉克战争。我的写作是关于“沟通的困难”，这种沟通真的需要双方很大的努力。

　　70分钟、两个角色的话剧《铁轨之舞》上周末在乌镇戏剧节上演。这是一出简洁而诗意的小戏，以1867年美国铁路华工的罢工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两个年轻的华工“龙”和“马”工作之余练习关公戏的故事。

　　《铁轨之舞》是黄哲伦1981年的作品。早在22岁，他为宿舍演出创作的剧本《新移民》（Fresh off the Boat）就被纽约公共剧院搬上了舞台，27岁前，这个半路出家的戏剧爱好者已经手握四部热演剧作。

　　1988年，三十出头的黄哲伦以《蝴蝶君》成为第一个获得托尼奖的亚裔美国人。这部戏以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为素材，其中也放入了他一贯的思考——关于身份的探讨。写作的初衷，源自他对西方影视中华人形象的不满，也是出于一种探寻自我的需要，“我想写移民文化、东西方问题，所以我要了解更多”。

　　2011年，黄哲伦的剧作《中式英语》（Chinglish）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年度十大戏剧。这部讽刺喜剧笑点多达三百多个，在剧中饰演“局长”的中国演员张磊表示，该剧“对中国一些现状的描写极其精准。它让你觉得这不只是语言的问题，其实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中式英语》在百老汇上演超过170场后，今年3月，在香港艺术节也获得了同样热烈的反应。

　　如今，在黄哲伦看来，“身份之惑”不仅专属于亚裔美国人，它也属于新加坡、中国香港、台湾这类拥有众多移民的国家和地区，“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是，现在人们也经常旅行、迁居，就好像我们也是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乌镇”。操着一口美式英语的黄哲伦，尽管一句中文也不会，但仍希望自己的作品未来能制作中国版，用中文演出。

　　■ 人物名片

　　黄哲伦

　　David Henry Hwang

　　剧作家。1957年生于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华裔移民家庭，曾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英文系和耶鲁大学戏剧学院，代表作有戏剧《蝴蝶君》《中式英语》《金童》等，此外他也创作音乐剧、歌剧、影视剧等。曾获托尼奖、奥比奖、斯坦伯格奖等戏剧大奖。最新作品是将于明年在纽约署名剧院上演的音乐剧《功夫》，该剧以李小龙为原型创作。

　　很幸运，二十几岁时认识了胡金铨

　　新京报：《铁轨之舞》中有一段“武打戏”让人联想到邵氏的武侠电影，连灯光、音乐都很相似。你是“功夫迷”吗？

　　黄哲伦：谁不喜欢功夫片？很多邵氏电影的演员都是从戏班子出来的。我很幸运，二十几岁时认识了胡金铨，他曾邀我合作《华工血泪史》。

　　新京报：他怎么找到你的？

　　黄哲伦：胡在美国住过一阵，他想做电影，于是找来两个年轻的独立制片人，他们找了我。那时我的戏，像《铁轨之舞》这些，刚开始公演。不幸的是，剧本早已经写好，但电影没拍成。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吴宇森想把它拍了，那时候胡金铨已经过世了。第一次有拍武侠片的人来接触我就是胡金铨，这个起点算是很高了。

　　新京报：哪些戏你希望能在中国制作、做成中文版？

　　黄哲伦：《铁轨之舞》可以，还有《金童》，故事发生在福建厦门。音乐剧《花鼓戏》也行，这部1958年的美国经典音乐剧是由《音乐之声》团队做的，我重写的版本是在2002年演的。故事发生在旧金山唐人街，老一辈人讲中文，年轻一代讲英文，是双语戏剧。

　　新京报：你的多部作品有中国传统戏曲元素，你是自己对京剧有兴趣，还是为了写作才去了解？

　　黄哲伦：后者。我小时候在台湾看过一点戏曲，《铁轨之舞》里用到戏曲是因为与演员尊龙的合作，他有过戏曲的训练。我想跟他一起为华裔美国人寻找并创造一种戏剧的样式。这次新版《铁轨之舞》有专门的戏曲顾问，“龙”的饰演者吴越坤也来自一个京剧世家。我想在中国做戏，这是我的梦想。

　　我的写作是关于“沟通的困难”

　　新京报：你是一个多元文化主义者，但你的作品中，主人公对东西方文化往往很努力地沟通，可是结果都不太好。这也是你的态度吗？

　　黄哲伦：在美国有种说法：只要我们目的是好的，一切就都能达成。但事实是，有时候也会好心办坏事，比如美国人制造的越战、伊拉克战争。我的写作是关于“沟通的困难”，这种沟通真的需要双方很大的努力。

　　新京报：这有点像传统戏剧里的“悲剧英雄”，努力地做一件事，但最终失败了。你认为你写的是悲剧吗？

　　黄哲伦：《蝴蝶君》会被认为是悲剧，但很多作品我觉得是讽刺剧吧。比如《中式英语》，结局是这个美国人拿到了合约，但爱情没了。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你不可能什么都得到。

　　新京报：比起戏剧事业的顺风顺水，你创作的电影似乎就没那么好运了，这是不是也影响了世界上更多的观众认识你？

　　黄哲伦：对，尤其在中国。我更喜欢戏剧，你知道，在中国和欧洲的剧场，都是导演最大，在美国是剧作家最大。刚来乌镇时很多人叫我“黄导”，我说我不是导演，我只是剧作家。《蝴蝶君》的电影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大卫·柯南伯格导演把电影拍成通篇都是浪漫的爱情，我的戏剧其实牵扯到很多别的东西。柯南伯格显然对东西方文化、政治方面都不感兴趣。

　　新京报：但片头你的署名，除了“编剧”，还有“执行制片人”。

　　黄哲伦：卖剧本时经纪人会帮你谈到这些，这并不意味着你真的有这个权力。

　　■ 家庭故事

　　老爸冠名“黄哲伦剧院”

　　黄哲伦的父亲亨利是生长在上海的银行家，母亲桃乐西是来自菲律宾的华裔钢琴教师。与桃乐西的内敛相比，亨利更在意名利。但看过儿子的处女作《新移民》后，他流泪了。他开始大力支持儿子的创作，其中最夸张的一件事是，他在洛杉矶赞助了一个剧场，并以黄哲伦的名字冠名（David Henry Hwang Theater）。

　　在采访中提及此事，黄哲伦的表情有些尴尬，但坦承“基本上是这样”，“这有点过了，虽然拥有一个自己名字的剧场像是种荣誉，但实际上就是我爸花钱买来的”。他开玩笑说，这个冠名“听起来好像我已经死了。”

　　黄哲伦创造的许多人物，原型都来自他的家庭，《黄面孔》（Yellow Face）里有个角色直接就叫“亨利”。在《富贵关系》（Rich Relations）上演时，他有意略去了中间名字“亨利”，却使父亲颇为伤心。亨利非常享受在儿子的戏里出现，即使被描绘得不太正面也毫不介意。“我父亲认为，只要能获得关注，不管人家说什么都是好的”。

　　新京报特派记者 陈然 乌镇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