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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其人其文 天真又严肃的“大清新”

2013年05月1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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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1960年在多伦道寓所。
1951年孙晓玲与父亲孙犁在天津水上公园留影。

  孙犁是有风格的作家,文字清凉冲淡,文体鲜明,同时,他又天真、局促,在晚辈眼里是一种有点客气的存在。

  经历 曾经北漂的文学青年

  1913年春深时节,孙犁出生于冀中安平县沱河岸边。父亲粗识文字,给病弱的孩子起了一个护生的大名:孙振海。六岁读书时,又起学名孙树勋,中学时,他开始写稿发表,使用孙芸夫这个名字,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后,取名孙犁。“芸”通“耘”,和“犁”一样,均取义耕种,劳作。

  孙犁自幼好读书,文章也写得好,经常被当做范文。后来,他的第一篇小说就发表在学校校刊《育德月刊》上,内容是写一家盲人的不幸。他说,自己的作品,从同情和怜悯开始,是值得自己纪念的。毕业后,因无力升学,考邮政局也未果,他一度做起“北漂”。

  在北平流浪期间,他一边在一些学校当教员,一边在图书馆读书或者大学听讲,并继续投稿。他好看电影,好听京戏,迷恋一些电影明星和一些科班名角。当时,他住在东单牌楼,晚上,一个人走着去西单牌楼看电影,到鲜鱼口听京戏。心想着:各种艺术都要去接触。饿了,他就掏出剩下的几个铜板,坐在露天的小饭摊上,吃碗适口的杂菜烩饼。有一阵子,他还好歌曲,因他觉得,民族的苦难太深重了,人们要呼喊。多年后,他回顾在保定和北平的时光,说都曾让他失望过,痛苦过,但也有过安慰和鼓舞。他在那里得到过帮助,爱过人,也同情过人。写过诗,写过小说,但没有成功。

  1936年,他回到乡村,在安新县同口镇的小学校教书,并初步了解了白洋淀一带人的生活。之后,他参加抗日,做过教官、记者。1944年,他前往延安,次年发表《荷花淀》,引发关注。1949年,他成为《天津日报》副刊的编辑,并写作了《村歌》、《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等作品。“文革”后,他又出版了总题为《耕堂劫后十种》的《晚华集》、《秀露集》、《谵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和《曲终集》共十个集子,共计百余万字。伤痛之后,孙犁的文字情感更为节制,意境愈加淡远,被很多人认为超越了之前作品的高度。

  1992年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和一个女编辑,抱着一个纸盒子到孙犁家中,那是八卷本的《孙犁文集》。好几天,他看着这些书,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在这个不大的盒子里。在文集的自序中,他坦言: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作家贾平凹说,孙犁敢把一生写过的所有文字都收入到书中,这是别人所不能的,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经历了各个时期,从青年到老年,能一直保持才情,作品的明净崇高,孙犁是第一人。

  文风 清凉、冲淡的“冰雪携”

  编剧史航因为杜丽的推荐,爱上孙犁。他说,从前,有个明清小品文的集子,叫《冰雪携》,意思是读这个集子,到哪里都不会心头滚烫、坐立不安,因为你携带了这一捧不会融化的冰雪。他说,孙犁的书,就是冰雪携,他清峻在骨。

  这是一种比喻,大概意指他文字的清凉感和冲淡感。有人将孙犁打比汪曾祺,因为都直白冲淡,需要回旋,咂摸。但有明眼人,指出他们的差异,汪曾祺是天真又放松,而孙犁是天真又严肃。就像他们待人,一个随和、热络,一个则多几分冷僻、局促。李敬泽把孙犁的风格叫做“大清新”,借以区别小清新,大概是指孙犁文字更为质朴,有清苦感。

  张爱玲在《色,戒》将近结尾处,写:“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微博上讨论,女主人公就在这“统统枪毙”之列,如此被轻而易举抹掉,这一笔太厉害。在孙犁笔下,也常有这种无声之处见惊雷的写法,他写:“经过了动乱,我给朋友写信,一律改用明信片。也不再保留朋友来信。信,凡是看过,和劈柴放一起,准备冬天生火。”

  个性 他是一种有点客气的存在

  张璇是孙犁的外孙女。小时候,每次去姥爷家,她就看到一个老人在窗前,看书,写字。那是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房子,阳光穿过窗户打在桌子上,她就在那个窄窄的门廊前看着他,等他看完某个章节或者写完字。当他抬头留意到,说,璇璇,你来了。她就说,我来了。这个时候,他也很少过来抱抱她、亲亲她。“他对我来说,是有一点陌生、又有一点客气的存在。我的姥爷跟别人的姥爷不太一样”,张璇说。

  他是友善而容易局促的。1988年,他和日后写作《孙犁评传》的郭志刚有次谈话,说到自己的孤僻,他说,这一点,他是承认的,的确是不愿意多接触人,朋友来了,也比较冷淡,不那么热情,不愿意追逐。以至于,他偶尔留朋友在家吃饭,朋友也要大惊小怪一番。

  如同他自己所言“我一生作文,像个散兵”,他没有依附过什么人,也没拉拢过什么人,因为觉得“没有必要那样去做。”

  他说,打小他就有些孤僻,在老家的时候,老伴说他,来了人呢,要不就洗手绢呀,要不就是找什么东西呀,总是不能很好地坐在那儿,和人对着面地说话。他不好凑热闹,好往背静地方走。1946年7月4日,他给好友康濯写信:接到你的信,是我到八中去上课的炎热的道上,为了读信清静,我绕道城外走。

  晚年后,他更是退守书斋,做起宅男。他的女儿孙晓玲曾写过两本回忆父亲的书,她表示,晚年的孙犁很少出门,唯一一次是因为丁玲专程登门拜访,他才不得不回访。对于送上门的名誉,他也是能推则推,并写诗自嘲“小技雕虫似笛鸣,惭愧大锣大鼓声”。

  当然,他的“抠门”也被很多人戏说。八十二岁,他出一百块钱请大家吃饭,让大儿子孙晓达觉得,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儿。关于“抠门”,孙犁也自己总结,这不是好的品德,琐碎、固执、不开拓。说自己可能是因为穷学生出身,节省成自然,看见别人糟蹋东西,心里会别扭。

  可即便如此,他也自有深情。惜人,也惜物。“文革”期间,他被批判:生活上,花鸟虫鱼,作品里,风花雪月。他觉得就这份判词不是空穴来风,他爱捯饬花草,鱼鸟。从厨房桌案下,偶然发现一株歪长的白菜花,花蕾开放,光明耀眼,也会高兴极了,还特意修了修,放在水盂里。而养的蝈蝈死后,他会自我提醒:这是我养的最后一只,这种闲情要结束了。

  【孙犁文字赏】

  《母亲的记忆》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养活了我一个。一年,农村闹瘟疫,一个月里,她死了三个孩子。爷爷对母亲说:

  “心里想不开,人就会疯了。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

  后来,母亲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牌的习惯;并且常对家里人说:

  “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你们不要管我。”

  麦秋两季,母亲为地里的庄稼,像疯了似的劳动。她每天一听见鸡叫就到地里去,帮着收割、打场。每天很晚才回到家里来。她的身上都是土,头发上是柴草。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她总是撩起褂子的大襟,抹去脸上的汗水。

  她的口号是:“争秋夺麦!”“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家人谁也别想偷懒。

  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母亲把馍馍晾干了,再粉碎煮成糊喂我。我多病,每逢病了,夜间,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祷告过往的神灵。母亲对人说:“我这个孩子,是不会孝顺的,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

  家境小康以后,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尽力周济,对于过往的人,凡有求于她,无不热心相帮。有两个远村的尼姑,每年麦秋收成后,总到我们家化缘。母亲除给她们很多粮食外,还常留她们食宿。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尼姑,长得眉清目秀。冬天住在我家,她怀揣一个蝈蝈葫芦,夜里叫得很好听,我很想要。第二天清早,母亲告诉她,小尼姑就把蝈蝈送给我了。

  抗日战争时,村庄附近,敌人安上了炮楼。一年春天,我从远处回来,不敢到家里去,绕到村边的场院小屋里。母亲听说了,高兴得不知给孩子什么好。家里有一棵月季,父亲养了一春天,刚开了一朵大花,她折下就给我送去了。父亲很心痛,母亲笑着说:“我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今天忽然开了呢,因为我的儿子回来,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儿!”

  一九五六年,我在天津,得了大病,要到外地去疗养。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当我走出屋来,她站在廊子里,对我说:

  “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我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1982月12日

  C03-C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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