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击色狼的印度“娘子军”

　　面对一桩桩震惊世界的性暴力，越来越多的印度女性走上了自我保护之路。印度北部一支名为“红衣旅”的民间女子团体组建于2011年，现在已有百余人，年龄在11岁至25岁之间，她们以穿红外衣闻名，专门帮助惩治性犯罪者。这支“红色娘子军”既让人看到印度女性意识觉醒的希望，但也带来一丝隐忧，司法不公正催生“街头正义”，而这能否真正改变印度女性的悲惨遭遇呢？

　　【成立】

　　一群受够性骚扰的女性

　　印度北部城市卢克瑙，在市场上闲逛的男人们灰溜溜闪开了，让他们紧张的是“红衣旅”，这是由一群受够了性骚扰的年轻女性成立的组织，她们的口号是：“我们要反击，赢回街道！”

　　自从去年12月，女大学生在新德里被轮奸致死的新闻震惊世界之后，印度陷入了性骚扰深渊，几乎每天都有新案件曝光。

　　25岁的教师乌沙·威什瓦卡玛是“红衣旅”的灵魂人物，她和这个团体中很多人一样有着痛苦的回忆。2007年，18岁的乌沙也差一点被男同事强奸。

　　乌沙虽然躲过了性侵害，却逃不掉心灵的创伤。学校里没有人在意乌沙的投诉。“他们告诉我忘了这件事。现在这个男人还在教女学生，给他们讲色情笑话。他认为性无处不在，贪婪不已。”

　　由于乌沙舍不得失去工作，她选择了忍让，与试图强奸自己的人一同工作。“这不是一次，我忍受了很多次。只是，我一直忘不了第一次的感觉。这个男人觉得可以对我为所欲为。”

　　积压的压抑和屈辱情绪终会爆发，2009年，乌沙感觉真的受够了，必须要行动起来，她在自家旁边的小砖房里为贫民窟的孩子开办学校，她发现，很多女子也有着一样的悲惨遭遇。“家长们让女孩子不要出门，说如果去上学，就会受到男孩的骚扰。”乌沙说，“但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成立一个组织，为自己而战。我们决定不再仅仅哀叹抱怨，而是选择战斗。”

　　【行动】

　　用自卫消除轻视女性恶习

　　出于这样的想法，“红衣旅”在2011年诞生。姑娘们穿红上衣和黑裤子，因为红色代表危险，黑色代表反抗。她们都曾是性案件受害者，她们要进行反击。

　　她们需要反抗的事情太多了，在印度，很多壮年男子是文盲，没钱娶老婆，再加上廉价色情产品的误导，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并未随文明进化而进化。

　　另外，由于印度警察男性居多，他们的不作为也助长强奸，他们经常拒绝受害者报案，“强奸问题”成了“警察问题”。例如一名35岁妇女投诉强奸案被拒绝，因为一名官员称，没有男人愿意强奸这么老的女人。

　　“他们一直认为，女人就是玩物。”乌沙说，“红衣旅”就是想改变男人对女人的态度。“我一个人没办法改变这一切，但我们团结起来就可以。我们与年轻女孩一起工作，对她们解释男人应该有责任感，必须尊重女人，不能再认为女人低人一等。”

　　目前，“红衣旅”有15名核心成员，年龄在11岁到25岁之间，另外还有100名临时人员。为了防身，她们开始学习武术。姑娘们曾经用武术给试图挑衅的男人上了一课。一个男孩经常取笑女子，说下流话，并且不听劝阻，有一次‘红衣旅’的姑娘们都在时，他再次说骚扰的话。

　　结果令这个男孩无法想象，她们抓起男孩的胳膊和大腿，四个女孩将他举到空中，剩下的人开始用鞋子和拳头打他。男孩的父母得知实情后，也支持“红衣旅”的做法。

　　【反应】

　　保守父母反对女儿加入

　　如果男人骚扰姑娘们，红衣旅的姑娘们会先拜访他家，找他父母说理，也会找警察介入，如果不起作用，那么她们就用自己的双手来解决麻烦。

　　成员普嘉之前常被一个男人骚扰，她说，自己要求他停止，但无济于事。“有一天，我叫上姑娘们去他家。我们和他父母讲明一切，他父母替我们教训了他，他再也不敢骚扰我了。”

　　另一名成员普瑞提·沃玛去厕所时总被男邻居骚扰。沃玛父母向警察告发，但这个男人因很有势力被释放了，他威胁要强奸沃玛。沃玛只好把事情告诉老师乌沙，乌沙和“红衣旅”姐妹们去警察局举报此事，最后这位邻居不敢和“红衣旅”对抗，停止骚扰行为。

　　16岁的阿芙丽·可汗说，“加入‘红衣旅’前，男人欺负我，我只能哭。现在我会反击，我可以一个人走路，甚至在晚上也可以。他们不再骚扰我。这是‘红衣旅’给我的勇气。”

　　《印度时报》认为，面对印度性骚扰案件的井喷和警察不作为，“红衣旅”令人看到一丝希望。但也有父母不支持女儿加入“红衣旅”，16岁的迪瓦丽说，父母逼她在家干活，不让她读书。他们说乌沙终有一天会离开，乌沙会下地狱的。

　　虽然“红衣旅”的行为存在争议，但我们应该看到，维护社会秩序本是国家执法机关职责，如今却要让“红衣旅”以“街头正义”的形式承担，这其中最需反思的恐怕还是印度政府。

　　在印度每20分钟就有1名女性被强奸，2011年发生24206起强奸，比2010年增加10%，每3起案件就有1起是儿童强奸。自1971年-2011年，印度强奸案增加873%。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1起被举报的强奸案背后还有50起未被举报的强奸案。

　　本版撰文 新京报记者 储信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