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在青岛 反抗（二）

　　■ 出梁庄记（33）

　　谈起在韩资企业的境遇，传有说有很多打小报告整治自己人的中国人，他称之为“汉奸”。工人恨苛刻的老板，更恨这些人，却不觉得偷拿厂里东西有什么不对，隐然将这视为仅剩的反抗手段。

　　□梁鸿（学者）

　　光亮叔也在一旁激动地插话，“我非常恨这种人。俺们厂里有老乡拿厂里的东西，另外的老乡给韩国老板说小话，最后，老板把老乡开除了。那次新华也受牵连了。我气得不行，那就是汉奸干的事！老板看不见，拿点东西，外国人的东西又咋了。就是中国厂，老板看不见，你拿一点，也不算啥。那不叫偷。咋，咱受的欺负还不够？就不许反抗一下？”

　　“你不知道，韩国老板打工人，那可是厉害得很。怀疑工人偷东西，就雇黑社会的人来打河南工人。弄在黑屋里，脸蒙上，打，烟头烧，打晕了用凉水泼，醒过来再接着打。后来都上报纸了，那老板赔了几十万。就这，有些汉奸还给人家当狗腿子，偷死他都不亏他。”

　　光亮叔把这些打小报告的、整治自己人的中国人称为“汉奸”，却全然不觉得工人拿厂里的东西有什么不对。“那不叫偷。”为什么？因为工资太低，因为受欺负，因为有理难申，因为老板对工人太狠，不把工人当人，还因为，他是外国人。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光亮叔对“正义”、“汉奸”、“偷窃”的新理解。

　　传有讲的则是另外一种状态，“既然你把事做那么绝，咱也没有办法”。这些粗杆子农民工以怠工、偷窃、破坏的方式来弥补损失，以实现他没有得到的“正义”。美国农民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把这一消极怠工形式称之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这一日常形式不会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但是，却是一股强大的暗流，这一暗流以隐蔽的、负面的方式存在，它阻碍着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心理嬗变。我们通常会把这些归结为农民的劣根性，但其实，这却是一个弱势群体，一个有强烈的被压迫感的群体所唯一拥有的反抗方式。他们的反抗只能以匿名的、不合法的方式。

　　光亮叔讲到他们在2005年所进行的一次公开反抗。那一年，他们星期六、星期天经常加班，老板不给钱。有一天，他们几十个工人就打出租车去青岛外资企业管理处告状，管理处说是市劳动局管，他们就跑到劳动局，劳动局消极推托，他们又跑到市政府接待室，也说是劳动局管，他们就又跑回劳动局，站在劳动局门口，说不处理就不走。这样，劳动局才派人去调查，开出一张罚单。

　　当天晚上，带头的工人就被打了。躺在路上，浑身青紫，奄奄一息。过一段时间，又把另外几个带头的工人打了一顿。都是在夜里，一群人呼啦上去，一顿暴打，就跑了。

　　我特别想问光亮叔的是：“是谁带的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大家就商量好，就不上班了，就去坐出租车了？”我希望光亮叔们能够找到一种与老板、工厂对话的方式，这一方式是有组织的、可持续的并且有效的。它不是以“非理性的”、“匿名的”形象，而是以一个现代公民的理性形象出现。但是，这些事件都只是偶然的、个体的事件，不具有连续性和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