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与宗教救赎

　　【阅读观察】

　　□牟尼

　　在权力和金钱中打滚的俗世中人，在尔虞我诈的相互算计和钱权交易中陷入欲望的深渊不能自拔。最后，在佛教精神的感染下洗心革面，焕然一新，这是杨志鹏的长篇小说《世事天机》所表达的主旨。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以宗教精神救赎人类心灵的作品并不多见，仅有北村的《愤怒》等少量文本。然而，在世界文学的大花园，甚至中国古典文学中，这却是一个经典的母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中，灵魂的救赎是其最为核心的主题。《被欺凌的和被侮辱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复活》等莫不如此。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为例，贫穷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为生计所迫，杀死了放高利贷的房东老太婆和她的无辜的妹妹，制造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凶杀案。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内心处于痛苦的矛盾冲突中，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他感到自己原先的一切美好的感情都随之泯灭了，这是比法律惩罚更严厉的良心惩罚。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他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小公务员马尔美拉陀夫长女，被迫当了街头妓女的索尼娅处，受到索尼娅宗教思想的感召，向她说出了犯罪的真相与动机。在索尼娅的劝说下，他向警方投案自首。被判处8年苦役，来到了西伯利亚。不久，索尼娅也来到了那里。一天清晨，两人在河边相遇。他们决心虔信上帝，以忏悔的心情承受一切苦难，获取精神上的新生。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罪”成为了“罚”的起因。最后，植根于东正教的受苦精神，对主人公的灵魂实现了终极救赎。以宗教精神，对人类心灵进行伟大的拯救，并非俄罗斯文学传统所专享。在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国家，这样的文本比比皆是。诸如前不久被改编成电影并颇为火爆的雨果作品《悲惨世界》，亦属此列。类似的“文以载道”在中国文学中也并不少见。众所周知的是，《红楼梦》的最后结局是经历了一场豪华和幻灭之后，贾宝玉出家为僧。在俗世的现实中陷入苦海难以自拔的主人公，最后在佛门得到了庇护和超越。而另一个颇具讽刺性的文本是，被视作黄色小说并几次拍成三级片的《肉蒲团》，最后结局是主人公未央生和权老实一同遁入空门，“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在此得到了最终体现。在《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中，以传奇故事，贯穿佛教报应之说劝人向善的文本。在古典诗歌中，禅诗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宋代无门慧开禅师的《颂平常心是道》还时有所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与北村《愤怒》中的基督教救赎相比，《世事天机》在很大程度上承续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佛教精神。本书腰封上的“官场生存术，福报增长书”，已经具有很强的因果循环意味。而作者所讲述的故事，在其散文集《行愿无尽》中已有蓝本。显然，《世事天机》是杨志鹏文以载道所苦心经营的文本，其目标不外乎人心的拯救，灵魂的净化和超越。但是，作者的意图过于明显，而文本本身的写作与构建，距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作品中那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和力量，以及雨果作品所显示的博大的人道主义关怀尚有差距。在文学的文本和作者较高的陈义即佛教精神之间，出现了断裂和脱节。换言之，经由小说写作所呈现给读者的文本，尚不足以支撑起作者的主旨和信仰。另外，小说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也缺乏呼之欲出的鲜活感。因而，它难以带给读者巨大的心灵冲击和感动。或许，这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文学问题。

　　尽管如此，《愤怒》和《世事天机》所显示出的宗教淑世意识，对当下的时代而言，以宗教救赎为指向的写作仍是无法估计的正能量。在中国文学中，它也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富矿，并吁请着后来者的超越和升华。而这类文本的意义在于：当我们在都市的奔忙中疲于奔命时，它提醒我们仰望星空，并对自己的生活予以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