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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总爱谈“三国”?

2013年05月25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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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伟,1945年生于成都,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研究员。胡小伟是著名的三国文化学者,曾在多个电视台开讲三国文化,还参加过《中国古典小说百科全书》有关部分的编撰工作。

  易中天的《品三国》,成君忆的《水煮三国》,那多的《那多三国事件簿》……新版高希希电视剧《三国》,香港版《赤壁之战》、《关云长》风行不久,又传出胡玫版电视剧《英雄曹操》。扎堆“三国”实际上已不止一次,中国传统剧目“唐三千,宋八百,数不清的三列国”且不说,电子游戏机研发之初,日本世嘉堂便开发出《三国志》,20年至今开发出第八代,自诩“光荣的‘三国志’系列是业界的常青树,其正统续作的序列号之多,很少有可以比肩的。”时至今日,玩家肯定超过了传统读者。

  中国漫长历史中前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后有南北对峙,每有豪杰俊士,风云传奇。为什么后人总爱谈“三国”呢?□胡小伟

  “三生万物”

  老子《道德经》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涵义隽永深远。从文化上说,“一”意味道统,“二”意味争锋,“三”意味多元。中国人从“楚汉之争”悟出了中国象棋。规则明晰,机会公平。高手对弈迭出妙招,险象环生精彩纷呈,才能显示各方智谋。如果不是两方而是三方,那就不光是攻守易势,还老是有一个未知因素混杂其中,这局势就更加变幻莫测了。可惜棋类比赛都只有两方,只有跳棋例外。但《三国志》写的却正是三方斗智。这里面就产生出无数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来。世界杯足球赛决赛,总有朋友大谈裁判公平问题。照说足球比赛透明度已经无以复加,双方球员的攻防技战术,包括任何一个细节,都可以用电子技术放大、反复,昭示于天下。唯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裁判,所以才产生了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的说辞。裁判就是比赛的第三方。

  “三”是奇妙的组成。从几何学上说,三点决定了一个平面,还因此派生出“三角”这门学问;物理学则认为三点是最稳定的支撑,中国古代的礼器便充分利用了这个特性,而魏蜀吴也被称为“鼎立”。文学艺术中,表现人际方面三角关系的作品相当多,从《红楼梦》的宝黛钗到《安娜·卡列尼娜》、《雷雨》等,都是从这复杂微妙的关系中展示出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有人以为写三角恋爱是创作的不二法门,其实未必,《三国演义》就没有写什么恋爱,主要写政治上的三角关系,更见精彩。

  当然,现实中还有更多情况不止三角,而是四角,五角甚至十角八角的,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无论多少角,最终都可以简化为三角。比如战国时七雄争霸,说到底只是秦的“合纵”和六国的“连横”,以及对待“连横”六国态度的差别和前后不同,构成大的三角关系。其实三国也是“合纵”“连横”之争,曹操势大,用的是“合纵”之术,千方百计要打破吴蜀联盟;吴蜀是用“连横”之术,必须合力以抗强曹。这种局面的形成,和诸葛亮《隆中对》“借力打力”的大战略关系极大,所以常言他“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

  直到现而今,大到国际政治,贸易格局,小到人际关系,这种或明或暗,微妙复杂的三角关系还是到处可见的,能不能处理得成功,确实需要智慧胆略。三国的经验教训,是否还有一定的教益呢?

  正因如此,三国历史并不算长,但却产生了无数人物和故事。第八版电玩《三国志》已经将700多个同时代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设置其间,让玩家自行设置他们之间恩怨情仇关系,还预留若干新造人物,以便各自演绎他们对这段历史和人物的看法,也正是估计到“多元”释放出来的空间。

  “文史互融”

  三国时代引发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文史互融。西晋陈寿《三国志》因较为客观地保留了三方的历史记述,在“前四史”中素有“良史”之誉。但南北朝史官裴松之增加了200多种同时记述,数量远超陈寿本文,造成人物事件叙述的错综多样,而且都被后世视为史料,因此又不能单纯以陈寿之言推史断实。何况宋元开始小说化、戏剧化故事逐渐普及,直到明清号为“七实三虚”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大流行。今人每有以“三国志”为历史真实,“演义”不合处便是“文学虚构”的说法,其实未必正确。《三国志》只有人物列传,没有其他史料。而在南朝沈约所著《宋书·乐志》里却保留了三国时期魏、吴两国的军歌《鼓吹曲》,其中记载“赤壁之战”、“袭关羽、夺荆州”等重大史实,均与《吴书·周瑜传》大相径庭。考虑到鼓吹曲是事前动员或事后庆功的“当时军歌”,史料价值显然在事后记述之上。可惜品了多年三国,素擅“文史对立”的专家们对此毫不提及或毫无所知,是一憾焉。

  一部二十五史,对于中国历史的通俗普及最早便是从《三国志》开始的,也以三国人物故事最为流行。历史续有增饰改删,即便“不语怪力乱神”的明儒插手,一些明显的虚构情节诸如“千里走单骑”、“借东风”等还特别流行,加上宋后关羽、诸葛亮由民间信仰而扩展至佛教、道教,地域由蜀汉一隅渐至大江南北,边塞民族,穿越时空乃至周边海外,另有途径、信众,并绵延不绝,至今犹盛。

  它是历史,是小说,但是又不仅仅是历史,是小说。经过千百年来的流传,演变,沉积,延伸,扩展,再流传,再演变,再沉积,再扩展,已经上升为一种内涵丰富,意蕴无穷的文化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课题:三国人物故事究竟只是“五四”以来被匆促认定的,一部挂着罗贯中著作权的“史实+虚构”的古典版历史小说,还是更接近,或者相当于19世纪欧洲人从街头吟唱采集发掘的口传文学,即当今民族人类学认定为凝聚民族精神的“英雄史诗”?这可是一个亟待重新思考的大问题。

  价值重构

  三国“文史互融”中也存在着一个重大矛盾,就是价值观的不同。陈寿《三国志》是尊曹的,原因无他,作为西晋史官,他必须为司马氏政权来源与曹魏“禅让”正名。裴松之虽为东晋史官,但已身处大江以南,无需为司马氏续统,所以增加注文或本人评论都无需给曹操、司马懿留足面子。唐人杜甫因“安史之乱”流落到蜀,也油然感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了。真正开始反思陈寿“尊曹”观念是从北宋欧阳修开始的,他在思考如何梳理唐至五代瓜裂,再到赵宋的史观时,提出了“正统论”说法,所可参照的前代史观,只有由汉分裂为三国,再到司马氏建晋的这一段,这影响到司马光《资治通鉴》。范仲淹词《剔银灯》则表现出无所谓的情绪:“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刘伶共一醉。”王安石《读蜀志诗》亦云:“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但当时即引起纷争。最明显的例子是苏轼。苏轼年轻时对蜀刘包括诸葛亮訾评甚多,中年过襄樊时开始吊念诸葛亮,晚年流放儋州开始大骂曹操。

  真正的转变来源于南宋朱熹,他明确表明所以要撰写《通鉴纲要》,就是把历史正统由司马光《通鉴》“帝魏观”纠正为“帝蜀观”。这部分源于南宋也面临金与西夏共存的局面,如何“恢复中原”,重建“大一统”的思想理论资源,是理学踵继发展两汉儒学的重大课题。元代以后中国再没有出现割据分裂的理论主张,理学史观功莫大焉。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的历史价值完成了《史记》中“成则王侯败则贼”向“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蜕变。“失败英雄”的内在价值被不断地发掘出来,这才使诸葛亮进入儒家祭祀,而关羽最终与孔子并列。

  当然,“五四”思潮又开始新一轮历史价值重估,“为曹操翻案”也是其中一股思潮。喜欢张扬个性的当然可以欣赏曹操自幼诡谲,长而雄才大略的气质,尤其是那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人生价值格言。有趣的是,《三国演义》开首引用了明人一首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而“英雄”一词最早就出现在三国时代。

  在这种时代,拿英雄自诩或者诩人,当然有各人的自由,也真的是“大无可奈何”之事。但后人如何看,后人的后人如何看,才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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