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爱谈“三国”？

　　易中天的《品三国》，成君忆的《水煮三国》，那多的《那多三国事件簿》……新版高希希电视剧《三国》，香港版《赤壁之战》、《关云长》风行不久，又传出胡玫版电视剧《英雄曹操》。扎堆“三国”实际上已不止一次，中国传统剧目“唐三千，宋八百，数不清的三列国”且不说，电子游戏机研发之初，日本世嘉堂便开发出《三国志》，20年至今开发出第八代，自诩“光荣的‘三国志’系列是业界的常青树，其正统续作的序列号之多，很少有可以比肩的。”时至今日，玩家肯定超过了传统读者。

　　中国漫长历史中前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后有南北对峙，每有豪杰俊士，风云传奇。为什么后人总爱谈“三国”呢？□胡小伟

　　“三生万物”

　　老子《道德经》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涵义隽永深远。从文化上说，“一”意味道统，“二”意味争锋，“三”意味多元。中国人从“楚汉之争”悟出了中国象棋。规则明晰，机会公平。高手对弈迭出妙招，险象环生精彩纷呈，才能显示各方智谋。如果不是两方而是三方，那就不光是攻守易势，还老是有一个未知因素混杂其中，这局势就更加变幻莫测了。可惜棋类比赛都只有两方，只有跳棋例外。但《三国志》写的却正是三方斗智。这里面就产生出无数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来。世界杯足球赛决赛，总有朋友大谈裁判公平问题。照说足球比赛透明度已经无以复加，双方球员的攻防技战术，包括任何一个细节，都可以用电子技术放大、反复，昭示于天下。唯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裁判，所以才产生了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的说辞。裁判就是比赛的第三方。

　　“三”是奇妙的组成。从几何学上说，三点决定了一个平面，还因此派生出“三角”这门学问；物理学则认为三点是最稳定的支撑，中国古代的礼器便充分利用了这个特性，而魏蜀吴也被称为“鼎立”。文学艺术中，表现人际方面三角关系的作品相当多，从《红楼梦》的宝黛钗到《安娜·卡列尼娜》、《雷雨》等，都是从这复杂微妙的关系中展示出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有人以为写三角恋爱是创作的不二法门，其实未必，《三国演义》就没有写什么恋爱，主要写政治上的三角关系，更见精彩。

　　当然，现实中还有更多情况不止三角，而是四角，五角甚至十角八角的，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无论多少角，最终都可以简化为三角。比如战国时七雄争霸，说到底只是秦的“合纵”和六国的“连横”，以及对待“连横”六国态度的差别和前后不同，构成大的三角关系。其实三国也是“合纵”“连横”之争，曹操势大，用的是“合纵”之术，千方百计要打破吴蜀联盟；吴蜀是用“连横”之术，必须合力以抗强曹。这种局面的形成，和诸葛亮《隆中对》“借力打力”的大战略关系极大，所以常言他“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

　　直到现而今，大到国际政治，贸易格局，小到人际关系，这种或明或暗，微妙复杂的三角关系还是到处可见的，能不能处理得成功，确实需要智慧胆略。三国的经验教训，是否还有一定的教益呢？

　　正因如此，三国历史并不算长，但却产生了无数人物和故事。第八版电玩《三国志》已经将700多个同时代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设置其间，让玩家自行设置他们之间恩怨情仇关系，还预留若干新造人物，以便各自演绎他们对这段历史和人物的看法，也正是估计到“多元”释放出来的空间。

　　“文史互融”

　　三国时代引发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文史互融。西晋陈寿《三国志》因较为客观地保留了三方的历史记述，在“前四史”中素有“良史”之誉。但南北朝史官裴松之增加了200多种同时记述，数量远超陈寿本文，造成人物事件叙述的错综多样，而且都被后世视为史料，因此又不能单纯以陈寿之言推史断实。何况宋元开始小说化、戏剧化故事逐渐普及，直到明清号为“七实三虚”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大流行。今人每有以“三国志”为历史真实，“演义”不合处便是“文学虚构”的说法，其实未必正确。《三国志》只有人物列传，没有其他史料。而在南朝沈约所著《宋书·乐志》里却保留了三国时期魏、吴两国的军歌《鼓吹曲》，其中记载“赤壁之战”、“袭关羽、夺荆州”等重大史实，均与《吴书·周瑜传》大相径庭。考虑到鼓吹曲是事前动员或事后庆功的“当时军歌”，史料价值显然在事后记述之上。可惜品了多年三国，素擅“文史对立”的专家们对此毫不提及或毫无所知，是一憾焉。

　　一部二十五史，对于中国历史的通俗普及最早便是从《三国志》开始的，也以三国人物故事最为流行。历史续有增饰改删，即便“不语怪力乱神”的明儒插手，一些明显的虚构情节诸如“千里走单骑”、“借东风”等还特别流行，加上宋后关羽、诸葛亮由民间信仰而扩展至佛教、道教，地域由蜀汉一隅渐至大江南北，边塞民族，穿越时空乃至周边海外，另有途径、信众，并绵延不绝，至今犹盛。

　　它是历史，是小说，但是又不仅仅是历史，是小说。经过千百年来的流传，演变，沉积，延伸，扩展，再流传，再演变，再沉积，再扩展，已经上升为一种内涵丰富，意蕴无穷的文化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课题：三国人物故事究竟只是“五四”以来被匆促认定的，一部挂着罗贯中著作权的“史实+虚构”的古典版历史小说，还是更接近，或者相当于19世纪欧洲人从街头吟唱采集发掘的口传文学，即当今民族人类学认定为凝聚民族精神的“英雄史诗”？这可是一个亟待重新思考的大问题。

　　价值重构

　　三国“文史互融”中也存在着一个重大矛盾，就是价值观的不同。陈寿《三国志》是尊曹的，原因无他，作为西晋史官，他必须为司马氏政权来源与曹魏“禅让”正名。裴松之虽为东晋史官，但已身处大江以南，无需为司马氏续统，所以增加注文或本人评论都无需给曹操、司马懿留足面子。唐人杜甫因“安史之乱”流落到蜀，也油然感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了。真正开始反思陈寿“尊曹”观念是从北宋欧阳修开始的，他在思考如何梳理唐至五代瓜裂，再到赵宋的史观时，提出了“正统论”说法，所可参照的前代史观，只有由汉分裂为三国，再到司马氏建晋的这一段，这影响到司马光《资治通鉴》。范仲淹词《剔银灯》则表现出无所谓的情绪：“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刘伶共一醉。”王安石《读蜀志诗》亦云：“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但当时即引起纷争。最明显的例子是苏轼。苏轼年轻时对蜀刘包括诸葛亮訾评甚多，中年过襄樊时开始吊念诸葛亮，晚年流放儋州开始大骂曹操。

　　真正的转变来源于南宋朱熹，他明确表明所以要撰写《通鉴纲要》，就是把历史正统由司马光《通鉴》“帝魏观”纠正为“帝蜀观”。这部分源于南宋也面临金与西夏共存的局面，如何“恢复中原”，重建“大一统”的思想理论资源，是理学踵继发展两汉儒学的重大课题。元代以后中国再没有出现割据分裂的理论主张，理学史观功莫大焉。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的历史价值完成了《史记》中“成则王侯败则贼”向“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蜕变。“失败英雄”的内在价值被不断地发掘出来，这才使诸葛亮进入儒家祭祀，而关羽最终与孔子并列。

　　当然，“五四”思潮又开始新一轮历史价值重估，“为曹操翻案”也是其中一股思潮。喜欢张扬个性的当然可以欣赏曹操自幼诡谲，长而雄才大略的气质，尤其是那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人生价值格言。有趣的是，《三国演义》开首引用了明人一首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而“英雄”一词最早就出现在三国时代。

　　在这种时代，拿英雄自诩或者诩人，当然有各人的自由，也真的是“大无可奈何”之事。但后人如何看，后人的后人如何看，才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