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隐若现的中产中国

　　在中国，中产阶级一直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李成所编的《“中产”中国》一书汇集了当前这一课题的中外研究成果。书中显示，现在中国社会正急切期盼的中产阶级还只是一个若隐若现的群体，而且出于自身的特殊利益，它们可能很难有所担当。

　　□曾靖皓

　　唐德刚先生曾断言中国被消灭的各社会阶层必然会重新出现，中国将回到一个“多层重心”的社会。他还认为“中产阶级”的缺失是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强的关键原因，只有工业化与中产阶级的成长同时出现才可以摆脱中国贫弱的宿命，完成历史的大转型。前一个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但是从李成所编的《“中产”中国》一书汇集的当前中外研究成果来看，第二个却遥遥无期，现在中国社会正急切期盼的中产阶级还只是一个若隐若现的群体，而且出于自身的特殊利益，它们可能很难有所担当。

　　经济高速发展30年后，中国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的中产群体是无法避免的。学者们还意识到一点，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是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它背负了推动社会和经济转型等诸多使命，所以书中提出，中国无法像西方一样等待它自己成熟和壮大，然后推动一个中产国度出现，中国中产阶级正处于一个“被需求”的状态，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二是化解逐步尖锐的贫富矛盾。中国已经进入人均年收入7000美元左右的转折区域，如果没有一个有力的中产阶级，那么严重依赖外国市场的出口型经济就无法转型为主要依靠国内消费的模式，危机和停滞可能无法避免。当前危机之下，国外市场正在加速萎缩，培植新的经济动力来源变得迫在眉睫。同时公平分配作为中产阶级培育的前置条件，这一群体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主要社会矛盾的解决。所以中国面临的不是如何对待中产阶级的问题，而是主动培育中产阶级的问题，如果政策不当或不及时，将直接危及中国的发展和稳定。

　　既然中产国度不仅是一个必然的历史结果，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需要，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哪里呢？从书中的文章来看，由于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增加了中产阶级兴起的难度和它的复杂性。

　　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很多中产成员在体制之外，受到限制和挤压，造成单纯依靠市场形成的中产阶级力量薄弱；二是随着垄断利益成长起来的国企经营者和管理人员以及政府官员成为了中产阶级的主力，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中产阶级的传统构成；三是由于大部分成员经济实力单薄，无法完全从经济水平来划定中产阶级的标准，不同的学者用不同的标准所得的该阶级的成分和数量差异巨大。不难看出，中国中产阶级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存在，它们来源五花八门，经济实力差别明显，文化背景复杂，没有共同的信仰和政治诉求。

　　这样的中产阶级对中国未来政治改革和社会进程会有什么影响呢？从西方的历史看，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往往比较保守，对社会现实依赖度很高。学者们指出中国中产阶级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经济运行中的双轨制使得很大一部分中国中产阶级是依靠双轨制中的垄断利益和特殊权利成长起来的，很多人本身就是改革的对象，他们的利益来源严重依靠现有体制，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中国中产阶级大部分不但保守，而且有一定的反民主情绪，他们不会倾向于改革，加上上述所说的成分复杂，难以融合，与其说他们是改变的推动力，看起来他们更像是变革的阻碍。不过也有乐观的学者认为当下的很多集体事件侧面反映了中产阶级的觉醒和凝聚力，比如对PX化工项目的抗议事件等。但这只在威胁自身基本利益时，他们才展示自己的存在，而且这种展示是小范围和就事论事的，这种思维和推动改革的需求是大相径庭。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中产阶级具有西方中产阶级未曾选择过的出路，那就是移民，而国外民主体制的吸引是很大的诱因。目前，中上层的中产阶级已有相当一部分选择移民，而很多中下层的中产阶级其目标也从现实的变革转为了消极离开。这种重外而轻内的逃避思维大大增加了中国中产阶级融为一体发挥作用的难度。如果像胡适先生担心中国的大学都成为留学预备班那样，中国培育的中产阶级都成为移民后备军，无法留住，那么中产中国就真的只剩一个遥远的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