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出租车禁用打车软件“加价”

　　据新华社电 针对国内各大城市普遍存在的高峰时段打车难问题，一些第三方打车软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缓解打车难的同时，也因其一些不规范的操作模式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上海市交通港口局局长孙建平26日在“2013上海民生访谈”上表示，打车软件作为新的技术手段，缓解城市高峰时段的打车难问题，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必须要合法合规操作，不能出现无序竞价的现象。

　　孙建平说，手机打车软件，作为信息化新应用，不但可以方便市民，也可以降低出租车空驶率，积极意义应该重视。实际上目前上海四大出租车龙头企业都已经结合自身电调平台，开发了相应打车软件，提升了出租车预约叫车服务水平。

　　然而他也指出，目前的打车软件，尤其是第三方开发的一些软件，确实有些问题令人担忧：一方面，一拥而上的各种软件，会否影响出租车司机开车时的专注力，从而影响安全行驶；另一方面，有些软件采用的是乘客竞价的方式，对于目前正常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平都有不利影响。

　　孙建平说，上海交通管理部门对于一些第三方打车软件“加价约车”行为不予认可，要求出租车司机严格依法运营，按照合理路线或者乘客要求路线行驶，按标准收费并开具车费发票，对于出租车司机私自利用第三方打车软件实施“价外加价”的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依法依规处理。他还透露，上海正在积极研究制定出租车预约调度服务的相关管理规定，发挥打车软件的积极作用，并且用制度规范其行为。

　　■ 各地情况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叫车软件的出现迎合了大众的胃口。一年多以来，多款打车软件纷纷上线，越来越多的出租车司机开始使用打车软件。在打车软件中，有一项“加价”的附加功能，乘客如急需用车，可通过加价5元、10元、20元甚至更高的价格，来吸引司机抢单。该项附加功能也引发诸多争议。而各地交管部门对于打车软件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北京：打车软件禁“价高者得”

　　政府部门将对打车软件进行规范，并制定相应标准

　　针对打车软件的监管，北京市交通部门的表态是，不会禁止但要制定标准予以规范。

　　软件符合标准可继续运作

　　4月，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刘小明曾明确表示，目前的打车软件都是市场行为，政府部门将对打车软件进行规范，并制定相应标准。如果这些打车软件符合标准和服务规范，就可以继续运作。

　　4月19日，北京市交通委运输局出租处召开约车业务日常管理工作会，大通多宝、嘀嘀打车、移建叫车等8家电话约车服务公司参加了会议，并介绍了各自的运营模式和服务现状。

　　运输局表示，电召公司如需继续提供电召服务，必须与北京市出租车调度中心进行对接，不得私自开展电召网络服务。此外，须与各出租汽车企业联系，经企业同意后方可对驾驶员提供电召服务，不得为非运营车辆提供电召服务。

　　为各出租汽车企业提供电召服务的同时，各电召公司须遵守出租行业相关法律规定，不得进行私自抬价、恶性竞争等扰序行为。

　　运输局也将尽快推出规范出租行业电召服务有关实施办法，整合电召服务公司管理，规范电话约车行为。对发现存在严重扰序的公司，将依法进行清除。

　　部分软件加价功能未删

　　尽管北京禁止打车软件“加价”，但截至目前，部分软件的该项附加功能并未就此取消。事实上，打车软件之所以“走红”，除了方便实用，在某种程度上还弥补了全市电召平台的不足。在部分市民看来，相比于成功率不高的电话约车以及打车难的现实，“加价”约车会更有保障。

　　目前，北京市交通部门已出台相关政策意在扭转这一局面。根据将于6月1日起试行的《北京市出租汽车电召服务管理试行办法》，北京将建统一特服号码调度平台，提供24小时电话约车、网络约车、手机约车等电召服务。

　　预约叫车服务费拟调整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将努力实现提前4小时预约叫车成功率达99%以上，即时叫车将保证70%—80%成功率。调度中心还将与出租汽车企业建立电召服务保障车队，对无应答的业务启动指派任务流程。这无疑将大大提高乘客约车的成功率。

　　不过，在得到约车成功率保证的同时，乘客也将付出更多预约叫车服务费。根据目前的方案，以往3元钱的预约叫车费用将调整为：提前4小时以上预约每次8元，4小时以内预约每次5元。“有点贵。”有市民说，相比之下，至少到目前为止，使用手机打车软件约车并不收取叫车服务费。

　　打车软件出现无序竞价的现象，对于出租车市场的正常秩序和社会公平都是一种冲击。

　　——上海市交管部门

　　出租车打表，价格透明。但如果真有急事，为保证叫到车也会考虑加价。尤其是早晚高峰打车难的时段。

　　——北京一市民

　　乘客“加价”的订单往往更受欢迎。也会造成部分出租车司机抢单时“挑肥拣瘦”。

　　——北京一出租车司机

　　加价扰乱行业规范。如乘客不满行驶路线，一旦投诉，首先要追究“议价行为”，司机将面临处罚的风险。

　　——北京某大型出租车公司

　　本版采写（除署名外）　新京报记者 汤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