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山救灾270家公益组织找到“家”

　　赵京东穿着一身深蓝色志愿者服装，没一点官气。

　　4月28日开始，作为四川省团省委机关党委书记的赵京东多了一个身份——雅安市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简称服务中心）主任，目前负责与所有参与救灾的社会组织对接，在他看来，公益组织在灾后可为灾区干很多政府干不了的事，但类似组织太多，项目太杂，需要统一的组织和协调，民间暂时还没有机构可以起到统一的组织和协调作用，因此政府必须得站出来。

　　5月21日，在雅安市中医医院的一栋5000平方米废弃老楼内，已有超过20家公益组织获得免费进驻办公资格。

　　赵京东称，提供免费办公场所只是政府为公益组织所做的第一步，未来，服务中心将为公益组织在灾区救灾起到枢纽作用。

　　官民合作

　　工作人员上街游说草根组织接受服务

　　5月20日，芦山震后一个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举办了一场灾后重建研讨会，这是首次公益组织参与主办，邀请四川省灾后重建规划部门官员、灾区地方官员与其他公益组织负责人一起参加的灾后重建研讨会。赵京东也到会。

　　赵京东的上司、四川团省委副书记江海透露，雅安震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张欢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建议，“在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下面增设社会管理服务组，提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江海说，“建议得到中央认可”。4月25日，建议书经汪洋批示后转到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当天就批示成立社会管理服务组，挂在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下面，做好社会组织的工作”，江海正是这个服务组联络组的负责人。

　　4月27日，江海陪同四川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李登菊等来到芦山，和民间组织及志愿者面对面座谈。

　　“由省委常委出面与社会组织对话，从汶川地震到芦山地震，这是第一次。”一参与对话的公益组织负责人说。

　　其实，在服务中心介入前，灾区的社会组织已开始抱团，比较活跃的有“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成都420联合救援行动”、“华夏公益服务中心”以及一些小型公益组织。

　　绵阳正轩公益与另外四家社会组织实现资源共享，甚至包括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都能根据各自需要相互借调，“与汶川地震一盘散沙的情形不一样，抱团后做事效率更高”，负责人彭思乾说。

　　某参加座谈的公益组织负责人说，“应该说，经历过多次灾难历练的社会组织，就救灾方案与官方对话已趋成熟，但4月27日的会场比较混乱，有人哭、有人闹、还有人骂政府发放物资不公平，志愿者七嘴八舌，让人觉得社会组织机构‘不成气候’。”

　　次日，服务中心在芦山县挂牌，四个帐篷门楣撑起一条横幅，正式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包括提供电源、免费座机、免费上网等，同时接受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登记报备。

　　早在4月25日，就在省委书记王东明批示成立社会管理服务组后，赵京东的团队便赶到芦山，联络和游说散落在芦山大街上参与救灾的社会组织接受服务。

　　“很多组织都经历过5·12和玉树地震，从未遇过政府主动搭建交流平台，完全不清楚我们是干什么的。”赵京东还记得，当时工作人员沿芦山街道寻找参与救灾公益组织的帐篷，见一个游说一通。

　　赵京东的团队还开设网站和微博，将成立服务中心的信息不断对外发布，扩大知名度，在5月4日前，芦山大部分救灾社会组织的帐篷均设在服务中心周围。

　　截至5月21日，向服务中心报备的社会组织已达270余家，进驻办公的达20家，大量申请仍在审核中。

　　无缝桥梁

　　一次协调会让孩子吃上免费午餐

　　4月28日，服务中心正式成立时，四川省抽调80余名官员参与服务中心筹建，雅安市下设7个县区级服务中心，24个乡镇级服务站。

　　扶贫基金会是首批进驻设在芦山的雅安服务中心的公益组织之一，办公地点是4个彩条布“帐篷”。

　　工作人员刘志华负责物资发放，一张芦山县行政区划图上，刘志华用绿色图钉标出已发放物资的村落，13个小绿点从芦山县城向芦山太平镇方向纵深铺开。刘志华介绍，在紧急救援和过渡安置阶段，扶贫基金会已在芦山发放2002.35万元的救灾物资，物资发放需求信息主要来源就是服务中心平台。

　　赵京东说，服务中心的信息源主要来自两方：一方是深入灾区的社会组织以及灾区基层政府，另一方则是抗震救灾指挥部，服务中心将信息汇总，形成项目，共享给公益组织，有公益组织经核实后愿承接实施则可立即达成意向。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王军说，“汶川地震时，一开始，我们是自己执行项目，缺少与小NGO和其他公益组织沟通，显得有些局促，但这次我们在服务中心帮助下，第一时间推出与10个NGO合作的‘社区陪伴计划’。” 王军表示，在紧急救援阶段结束后立即介入灾民生活，效果显然好很多。

　　对于服务平台的好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工场协力中心总干事贺永强深有体会，在服务中心召开的一次协调会上，他向其他公益组织分享了正在搭建的板房学校资源分配情况，“我讲了我们在做什么，这个学校还需要什么”，非常简单的方式，就为这所学校引来其他公益组织实施的净水计划和免费午餐计划，很快，板房学校搭建起来时，孩子们也吃上热腾腾的午餐，喝上经过处理的放心水。

　　“中心没有自己的利益，灾民的利益、公益组织的利益以及政府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赵京东的理想模式是：公益组织的项目为政府整体规划查漏补缺，而服务中心则为公益组织的项目落地，搭建一个无缝的桥梁。

　　“实际上，中心就是一个上下连通的枢纽”，赵京东说，只要是合法的援灾项目，中心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

　　救灾模板

　　部分社会组织或因不信任未报备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此前统计，汶川地震募集的社会捐赠资金中，有58.1%流向了只可以接受社会捐赠的政府部门。而国家民政部曾发文要求公益组织统一将善款交给地方政府使用，一度遭到舆论猛烈抨击。

　　时隔5年，4月21日，雅安地震发生第二天，民政部发出公告，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捐赠以资金为主，这表明民间公益组织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长期从事灾难后社会学研究的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卓认为，从五年前汶川地震到芦山地震，社会组织参与救灾的行为变得更有组织、有计划、有行动、有声音和主张，相较而言，此次民间公益组织的救灾也更为理性，这也赢得政府关注。而此次官方成立服务社会组织的服务中心，这是官方与民间应灾合作的一个创举，或将成为国内自然灾害中，官方团结民间救灾的一个模板。

　　不过，王卓认为，民间社会组织需在保持自己组织救灾目标和服务目标群体的前提下，响应官方提供的服务。

　　赵京东坦言，此前进入灾区参与救灾的社会组织约700个左右，而实际向中心报备社会组织仅270余个，除去已回撤的，不排除还有部分滞留灾区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出于不信任而未报备。

　　对于赵京东而言，培养与社会组织的相互信任是一个长期过程，他目前考虑的是尽快将现在的服务中心由应急状态转变为常规化，由地方接管。

　　“我们期待到灾区服务的外地社会组织能起到孵化器作用，带动雅安乃至芦山本地的社会组织成长，而我们也能将担子交给本地群团组织，让他们去建立新的信任和合作。”赵京东说。

　　新京报记者 何光

　　以前小的NGO想从政府获取规划信息是很难的，大部分是缘于政府对小机构的不信任，但雅安市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能放下架子，对所有大机构和小机构一视同仁，这是进步。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