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萨 我尽量享受音乐，不被干扰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25日落幕。作为音乐节的推广大使，钢琴家陈萨之前曾到东城区特教学校为自闭症的孩子演奏，而后她又回到大剧院音乐厅与吉顿·克莱默夫妇合作了一场室内乐音乐会。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陈萨说自己一年的演出场次控制在60场。这在独奏家动辄上百场演出的当下，显得有些另类。余下的时间里，陈萨想做的事情很多，阅读、看展览、野外徒步……在她看来，这些爱好与音乐并非没有联系，可以变成另一种能量，注入到演奏中。音乐，是她了解人生最重要的渠道。

　　特教学校 非常吵，但是很开心

　　新京报：上回你说每次和克莱默演出的时候都会有坐过山车的感觉，这次有吗？

　　陈萨：有，绝对有，但毕竟是演奏古典音乐，有一个骨架子在那里，完全颠覆是不行的。但演出中很多腔调、语气都有些小火花。这是我们这次演出的第二场，合作上更默契了。

　　新京报：结束之后有没有讨论一下？

　　陈萨：结束很累了，但我们还是回顾了几个地方。这次加演的两首都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在台上时还商量先加演哪首。我说皮亚佐拉应该放最后，因为这首曲子特别让人流连忘返。

　　新京报：很多人觉得当天观众很吵，你感觉到了吗？

　　陈萨：我觉得有一点吵，也有一定的准备。我很高兴有那么多人来听，不管是为什么，哪怕是第一次来听，能在听的过程感受到乐趣，那也是我们做的善事。而且很多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你没有其他选择，我尽量享受音乐，不被干扰。

　　新京报：你用了多久达到现在不被干扰的状态？

　　陈萨：其实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可能跟我的个性有关，有时我也并不认为我为每个人演奏，本来有的东西就是你弹给自己听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可以随便弹，他们怎么吵都没关系。音乐演奏时有人特别安静聆听，是非常美妙的体验。

　　新京报：你去特教学校演出也是非常吵的环境。

　　陈萨：那是非常特例的情况。他们有的是自闭症，有的是智障，接近放学有些生理反应。昨天（13日）听见录音节目，小朋友在演奏中叫“你好！”我觉得挺开心的，他们能够很自然被感染到，只是使用的不是我们通常的语言习惯。我去之前准备好去接受那样的现场。有时候我抱有幻想，一切用语言交流不了的东西其实都可以用音乐交流，我一直相信音乐有这样的功能或属性。你可以通过音乐感受到的东西，哪怕我们说不出来，但可能已经丰富了你的内在世界。

　　演出之外 音乐并非人生唯一

　　新京报：你现在一年演出场次是多少？

　　陈萨：60。

　　新京报：这样控制数量对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陈萨：可能我对很多东西是想得比较多。有朋友说，我应该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根据我这样的性格。我个性很自由，不能被完全绑住。所谓绑住，比如像坐班制，固定的有一个东西必须要完成，很难有中间可以晃的时间。如果你的天性被禁锢住，很多东西不会被释放出来。演奏虽然也具备即兴性，但一定要有自律性，比如每天要练琴，还有演出当天的固定流程。所以话说回来，如果我能留给自己的时间稍微多一点，中间可以安排一些事情，去不同空间里呼吸一下。有的时候我也在想，音乐和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曾有过很多大师，一辈子只为演奏活着。但搞艺术允许有不同的东西在里面，我总觉得音乐是了解人生最美好的渠道。这个渠道对我来讲特别美好，我离不开。但这是我的渠道，我不演出的时候，其他地方感受到的东西也要放在这里释放。演奏时我就是生产的过程，吸收到的东西带出来。不管多少人能感受到。保持这个过程的那种最自然的方式很重要。

　　新京报：你音乐外的空间还有什么？

　　陈萨：这个不是完全具象的。比如书籍、展览，也包括做平时不太有机会做的事情，像野外徒步。这些我都愿意尝试。徒步和音乐不是直接的连线关系。但是过程里你看到的、感受到的都会带入音乐中。极限之后的感受，可能是很有规律生活中得不到的。人的那样一个立体的东西，需要从不同侧面找极限在哪里。如果其他东西也能打通，我设想会很有趣。有的东西真的要通过某种特定方式才能真正获得。

　　新京报：最近在看什么书？

　　陈萨：最近朋友借给我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我又重看了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还有个粉丝送给顾城的诗集，应该是个大学生。他说：“我特别喜欢这两本书，我想你也会喜欢，希望能给你一些灵感。”这让我特别感动，有时可能是音乐拉近我们的距离。

　　新京报：别人的音乐会现场也会去听？

　　陈萨：经常，听朋友的，或者听大家认为应该听的。德慕斯我在，还有德累斯顿，前一段时间我专门去维也纳听《帕西法尔》。我没得到太大乐趣，但也是很好的体验的经历。

　　音乐教育 找到艺术家的自我

　　新京报：5年前你曾谈到老一代大师以及年轻一代演奏家的感受，你现在对年轻一代有什么新的观察？

　　陈萨：接触不是特别多。但昨天我和克莱默聊天，他说从网上看到中国一个6岁小男孩的演奏视频，看起来太可怕了！那孩子技术有过人之处，但行为举止表情简直是另一个钢琴家的翻版。那么小他就在模仿，而且模仿的都是外在的东西，挺让人担忧。德慕斯让我觉得是到了历史古迹，墙上已开始斑驳，但你能看到岁月痕迹，知道分量在哪儿。这些用语言说非常不得力。我们在艺术上不是要效仿大师，就像小朋友不要只是模仿。我们要知道艺术的高度在哪儿。高度和真谛是大师留下最好的信息，能够看到有那么多珍贵的东西，这些是不能被丢掉的。我们有一种责任，尽量接近最真实的东西，然后传承下来，包括也许会影响下一代，这个过程不能丢掉。音乐不应变成工业化的东西。音乐有真理在里面，要完全允许有不同个体在里面，这两者同时存在。我们在这个过程里接近想要的东西。不管是真谛、光环、或者过不同的人生，希望不要误导喜爱和愿意接近音乐的人。我只希望接近真实的东西。

　　新京报：工业化对音乐的影响越来越大吗？

　　陈萨：有的，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对于演奏家来讲更苛刻，到底如何做选择？怎么能离最开始想要接近的东西更近，这是一个考验。

　　新京报：就好像很多音乐家担心某个演出机会没接受，以后别人就不会再找你了，所以疲于奔命。

　　陈萨：包括说到克莱默，其实做到他这样很不容易，保持自己想要的一个东西。比如他永远要把新作品放在自己音乐会里，有些地方并不接受。但他这么多年坚持自己追求的东西，这是艺术家应该做的。有自己的主张，愿意有好奇和动力把大家不太熟知的音乐重生。

　　新京报：你怎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这个过程？

　　陈萨：我刚出国的时候很小，十六七岁，语言不通，也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对音乐的处理是凭直觉弹琴。后来慢慢出国留学，就像小雏鸟，飞着飞着知道如何振动翅膀，形成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有时候也需要别人的反馈，然后修正。并不是说这条路直着就走下来了，有时候也会走偏，这是不断调整和寻找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必须要走，如果完全效仿就很危险，就没有自我。如果搞艺术没有自我，那就是杂耍。钢琴不应该是杂技，不只是技术和控制，应该有更往里的东西，这不能被忽略，这些是从小就应该被发掘和培养的。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