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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牧:文学没办法让你为所欲为

作为华语文坛不应该被忽略的重要诗人和散文家,今年3月领取纽曼华语文学奖的杨牧,日前第一次在北京公开场合与读者们见面。

2013年05月29日 星期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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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诗人及散文作家杨牧。新京报记者 王叔坤 摄
杨牧,1940年生,本名王靖献,代表作包括《水之湄》、《花季》、《灯船》、《瓶中稿》、《海岸七迭》、《禁忌的游戏》等。2011年,其纪录片《朝向一首诗的完成》开始在台湾播映,这也是“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纪录片第一期的六部片子之一。

  希望我的诗出版合理化

  新京报:先谈谈参加完几场活动的感受?

  杨牧: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京大学和陈平原、杜维明两位老师的活动。大家谈的还不错,年轻人的问题也很有意思。我大概32年前去过北大,那次只是参观,这次比看风景有意义得多。

  新京报:大陆很多读者最早是从《台港文学选刊》上接触到你的作品。

  杨牧:那个我都不知道。最近一年我才将诗授权给《中国新诗百年大典》,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授权给大陆正式出版。希望以后我的诗歌在这里出版合理化,我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印了多少本。

  新京报:3月你领取纽曼华语文学奖,你觉得获奖是否有利于台湾诗歌推广?

  杨牧:我不太清楚别人的感受,自己是没觉得很特别。倒是领奖后一个月,我领奖去的俄克拉何马州遭遇龙卷风灾难,打掉好几个小学校,让我印象很深。

  文学不仅仅是往内看

  新京报:在你很年轻的时候,诗歌里就有异乡主题,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受?

  杨牧:可能跟读的书有关系,有了很多想象力。还有所谓“异乡”这两个字构成,年轻时会当做精神上或者神学上的另外国度或是另外思考方式,并不是我真的去到那里。我退伍后到美国念书,第一站是西雅图,一下飞机才真切感觉那块土地真的是异乡,而且大得不得了。

  新京报:所以才有了你后来《瓶中稿》这样的诗。

  杨牧:对,那时候觉得自己的脚踢到这边的海水,海水就会涌到亚洲的土地上。

  新京报:真正的异乡和少年时的异乡会有不同吗?

  杨牧:也不见得不同,少年时比较敏感,大概可以预见未来的趋势。

  新京报:你的作品里一直贯穿着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如你很早写到阿美族人,那是你关注现实的萌芽吗?

  杨牧:也可能,当时我感受到阿美族和汉族确实不一样,风俗习惯等。五六岁我就知道他们不一样。后来我观察外面,常常注意比较弱小族群。我常写到别人不会注意、不会去想的事。我觉得文学不仅仅是自己往内看,也要观察外界。

  新京报:文学关注外在世界有可能影响到现实吗?

  杨牧:我做的文学他们有没有看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是参与和思考他们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原住民有原住民的问题,汉族有汉族的问题。但一般汉族人思考原住民问题的不太多。能不能有所贡献我自己不知道,我想做一点事情,很投入就好。

  每个人应该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新京报:你曾写文章《诗的自由与限制》,说“文学的创作是有许多不得已的限制”,今天还是如此?

  杨牧:所谓“自由”,我是在提倡形式、思考的自由,“限制”也是如此。四五十岁时我开始觉得,文学不见得有什么都办得到的力量。那时我开始检查是不是有办不到的或是错误的。比如当我去写科幻小说肯定大错特错,这是我的限制。

  新京报:可以理解为每个人要知道自己限制在哪?

  杨牧:对,而且文学没办法让你为所欲为。

  新京报:形式也是?

  杨牧:有,假如我写首200行的诗,大家会觉得刚刚好。假如日本海啸我写首5万行的诗,就有点找不到艺术上的根据。

  新京报:现代诗已经比古体诗限制少了很多。

  杨牧:还是承认应该有限制,不能为所欲为。我的意思就是要有纪律,并不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新京报:这种限制和文学上需要创新是不是矛盾?

  杨牧:创新绝对鼓励,文学有不同形式,我们要认识每个形式的条件,在纪律里从事。

  新京报:那怎么找到这个限制的框架?

  杨牧:所以要检讨啊,每个人应该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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