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拒不公开，会考虑行政复议”

　　今年1月，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雷闯向百余所高校寄出特快专递，申请高校三公经费信息公开。雷闯说，邮局知道他寄信的目的后，还特地打了折，原本22元一份只收17元。

　　从特快专递寄出去，到最近成都大学第一个兑现三公信息公开，雷闯等了近5个月，还有几所承诺公开的高校迟迟没有音讯。雷闯说，希望通过行动，让大家都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从三公入手更易推动高校“公开”

　　新京报：为何关注高校三公经费公开情况？

　　雷闯：从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我就关注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信息公开。因为我在高校，今年我有意识想关注和高校相关的信息公开，我发现高校很多信息公开做得不到位，比如科研经费、三公经费等。我选择高校的三公经费，是因为中央部门每年都带头公开“三公”，我感觉从“三公”入手更容易推动高校公开经费信息。

　　新京报：这百余所学校怎么选？

　　雷闯：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在中国有影响力的高校，比如清华、北大。另外是我认为公开可能性较大的高校，这里面包括两部分，首先是检索到曾经公开过三公经费的高校，其次是广州等地的高校，因为我看到广州政府对于“三公”等预算的公开比较到位。按照这个逻辑，我推测广州市属高校，公开三公经费可能性较大，但目前广州地区的高校也没公开。

　　考虑通过行政复议维护知情权

　　新京报：目前你对申请的高校整体回复情况感觉如何？

　　雷闯：总体来讲比较失望，因为回复比例较低，113所只有40所高校回复，并且还有这么多高校表态要公开而最终没公开。

　　新京报：如果拒绝公开的高校继续拒绝，还会坚持吗？

　　雷闯：我会坚持。我虽然失望，但哪怕只有成都大学一所公开了，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地方，因为这会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一直认为信息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非常态，高校三公经费信息公开，应从不合理的状态回归到正常状态，这是个趋势。至于说有些高校明确拒绝公开，一方面我可以考虑通过行政复议等渠道来维护我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成都大学已经公开，其他高校无形中也该有压力。

　　新京报：你觉得高校“三公”信息公开做不到位根源在哪？

　　雷闯：根源在两方面，一是在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里，他们没有真正做到公开透明地办校。另一方面，高校是事业单位，在这方面存在运行监管的空白。

　　新京报：下一步如何打算？

　　雷闯：首先会继续等待一些高校兑现公开的承诺。我在考虑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写成报告给教育部。希望教育部发挥起监管作用。最后，希望其他大学生志愿者能参与进来，跟我一起做这个事情。

　　新京报记者 邓琦 魏铭言

　　■ 背景

　　高校经费三种渠道

　　高校经费来源主要有三种渠道：政府拨款、市场筹措和学术项目。

　　高校经费来源的政府拨款，是指政府直接面向高校划拨经费。

　　高校经费来源的市场筹措，是指高校通过市场运作筹措办学经费，主要渠道包括面向社会提供服务、通过提高办学声望和教学质量寻求捐赠，吸引更多的学生并收取学费。

　　高校的学术项目经费，是指高校通过承担国家和社会的各类科学研究项目和社会问题研究项目，并藉此获取项目经费支持。

　　新京报记者 杜丁

　　■ 说法

　　教育部通知未作硬性规定

　　雷闯：教育部在2012年12月20日，发布《关于做好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但其并未对高校的财务信息公开作硬性规定，而是规定对于部属高校主动公开的财务信息，“原则上”应包括预算总表、收支总表等。对于地方高校则“参考”执行。在此基础上，各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公开有关财务信息。

　　雷闯认为，由于教育部《通知》不给力，也导致了各高校并不积极地公开三公经费，甚至是明确地拒绝公开。

　　高校三公开销须接受监督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教育部2010年发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要求高校公开经费来源、年度经费预算决算方案等信息，年度经费预算决算就应包括三公经费，这应该是硬性规定。

　　关键要有落实的机制，怎么公开、怎么问责。一些高校国家拨款不少，但接受的监督很少，有时候成了孤岛。一些高校在三公方面存在的问题比机关还严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国有相应规定，高校可能就没有。高校的三公经费必须要接受学生、教师以及媒体监督，并对违规者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