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青年雷克 我没想过“山寨”何伟

　　德国青年雷克写作的《徒步中国》出版后，陷入非议。

　　很多人，依据书名，把他和写作《寻路中国》的何伟做对比，然后得出结论——这，简直失望透了。对待这种非议，雷克出奇地好风度。他慢条斯理地做解释，并表达他对于非议的理解。

　　24岁时，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汉学的雷克到中国进修。2007年，26岁的他，从北京徒步到新疆，历时近一年，行走4646公里。之后，他制作了纪录短片《最遥远的路》，在网上广为人知。有德国出版社因此邀请他把这段旅程记录下来，并以《最遥远的路》在德国出版，今年，该书的中文版出版，取名《徒步中国》。

　　所有人都以为雷克对中国的妞最感兴趣，他却说：“妞很好，但是整个行程，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小朋友。他们有些人见到我会害怕，哭，但大部分都很自信，会取笑我，会询问我，他们不像一些成人，充满怀疑，有问题也只是用眼睛瞟我，不好意思问，他们会很直接，问这问那，譬如GPS是什么，这些孩子，让人觉得中国特别有希望。”

　　作为研究汉学的研究生，他的硕士论文，因为害怕各种查资料的繁琐，放弃了“唐诗”这一选项，而是选择更为鲜活的“韩寒现象”。他觉得韩寒引发的争议中，两个阵营一直在错位地对掐，各说各话。但因为一切还在发生中，他的论文苦于结论的得出，采访最后，他有些懊恼地说：哎，当时，我就应该选唐诗！

　　【对话·寻路中国】

　　谈非议 老外并非都那么优秀

　　新京报：很多人会把《徒步中国》和《寻路中国》做比较，希望从中找到一种特别的观察中国的角度，但是看后，他们又很失望，觉得这本书没有承载这些。

　　雷克：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期望，也可以理解他们的失望。一个是寻路中国，一个是徒步中国。我们这个名字听起来，确实有些“山寨”对吧？（哈哈大笑）我是没想到自己在山寨何伟。我想他和我一共有两个共同点，第一都是老外，第二都在写中国，除此外，我们没有相同点。

　　何伟以记者的角度在写中国，他把自己尽量放在外边，去给你叙述他觉得有代表性的东西，而我是看到什么，写什么，把自己也写进去。我想，如果你想更直接地了解中国，我的书可能不是特别有帮助，年轻的德国人在中国旅游，可能一篇相关的博士论文或者媒体报道，更合适。

　　如果打比方的话，我的书，类似余成顺那种游记，他徒步中国，有自己的主观视角，描述的事情也并不一定是代表性的，它只承载自己的想法和愿望。

　　新京报：书中有很多细节涉及了和中国姑娘的交往，特别是一些“性”话题，甚至在豆瓣上引起讨论和非议，为什么会去写这样的部分？

　　雷克：我能理解这些非议。在我写书的时候，我特别重视真实，所有好的行为，坏的行为，对自己的不满意，失败，等等，都让我觉得荣耀吗，不是的，我只是希望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人写的东西。对我来说，最开心的瞬间，就是跨越文化和时间的障碍，打动了别人。像余纯顺，我看到他写的一些东西，就觉得很亲。写的时候，我就有告诉自己，不要怕，好的、坏的都写，我并不是和尚，为了修行去徒步的，我一路上会拉肚子，会有各种状况。我的书可能让一些人意识到，原来到中国的老外，并非都那么优秀，而是和他们一样，也各种各样，林子大了嘛，一个二十多岁徒步中国的德国青年，你以为他能是什么样子。

　　谈发现 “看到中国最普遍的生活”

　　新京报：能说下徒步中国，你最大的发现吗？

　　雷克：最开始来中国学习，我看到的地方都是大城市或者一些旅游景点，这很正常，你去德国，也会光顾这样的地方。但是徒步中国，让我发现了一些真正“无聊”，鸟不拉屎的地方，这种“无聊”是指那里的生活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它只是最普遍的生活。一路上，我对这种无聊而普遍，最一般，最容易被忽略掉的地方，进行着发现。就像有的地方的农民还在使用毛驴耕田，但口袋里却别着手机。他有落后，也有先进。除了个别的地方，我有所选择，像西安，古时的长安，其他很多地方，我都是偶然遇到的，它就在那儿。

　　新京报：在你那里，这样一种充满考验和辛苦的行走，有什么意义？

　　雷克：很多生活中的东西，我会告诉自己它有意义，尽管客观上，它确实没有什么意义，或者仅仅是玩。在日常生活中，一天和一天有什么不同，我常常分不开，时间非常模糊，没有界限。但徒步不一样，它的每一天都有自己的印记和味道，这是我喜欢的。还有一点，就是行走，让我觉得我有资格在一个地方。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就像，你有一个老家，你初到北京，会觉得混乱，没有安全感，因为中间的你选择了交通工具，而不是你亲自参与的，人的身心是跟不上交通工具的，所以我们会有倒时差的问题，选择交通工具，你的感觉就是进了一个屋子，又出来。但是徒步不一样，走在路上，你会觉得身后的路是属于你的，你是安全的，不是飘浮的。尽管我知道，这里是中国，是别人的，但是我走过之后，会觉得拥有了它。

　　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