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炎、巫鸿 艺术使商厦中顾客变成“观众”

　　由巫鸿策划的“图·寓言”王鲁炎个展，正在位于某购物中心内的芳草地展览馆展出。前者是艺术史家，后者是“星星画会”时期就参与前卫艺术实践、近年止步观念性的“草图”而从公众性展示中隐退的艺术家，两人颇有“学术性”的合作与购物中心的商业环境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日前，他们接受新京报专访，回顾王鲁炎30多年来的艺术创作，也谈到了走进商业空间的缘起。该展览将展出至9月底。

　　【上世纪70年代】 星星画会

　　我属于那类“为艺术而艺术”的

　　新京报：两位能不能回忆下当年“星星画会”的创作情况？

　　巫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三年，艺术发展非常火爆，不仅是美术院校的，那些没有学过绘画的年轻人也开始画画，于是便出现了很多画会。“星星画会”是全国上百个画会中走得最远的。他们在中国美术馆外的东侧公共空间组织展览，将自己的画作挂在大街上，引起大家关注。成员都是没有在美术学院里正式学习过的年轻人，其中有些是“文革”下过乡的，王鲁炎最初是车工。

　　王鲁炎：我参加过当时普及性的东城区业余美术训练班，就在鼓楼大街的鼓楼里。经过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后，侥幸又进入了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业余美术训练班。当时非学院的人只有设法混入劳动人民文化宫业余美术训练班，才会有机会画人体模特。美术训练班中的大多数是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去那里画画。在那儿可以认识许多非学院的画画的人，黄锐偶尔也去画模特，他看过我用木炭条画的人体素描，认为不错。后来黄锐选了我的两幅作品参加“星星画展”。“星星画会”集合了几股力量，我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一类，因此不是骨干成员，但是“星星画会”的氛围对我很重要。

　　新京报：巫鸿怎么看王鲁炎30多年前在星星画会的创作？

　　巫鸿：当时王鲁炎有两幅作品展出吧，一张是静物，一张是人物画，看题材就可以知道他是追求自我表现的，认为艺术应该表现艺术家的个性，而非为政治服务。

　　王鲁炎：那两张油画都是我在家里画在自制油画纸上的。一张是静物“菜花”，不是用美院的方法画的，这张画参加完展览就丢失了，现在想起来也是很平常的作品。另一张画的是当时非常另类的画家朱麦尤，他正在画参加西单露天展览的油画，画中白杨树的“眼睛”流着红色的血泪。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新刻度小组

　　不想把自己变成美术史供起来

　　新京报：王鲁炎这30多年来的创作有什么变化？

　　巫鸿：王鲁炎最初的创作带有表现主义色彩。在80年代中期开始改变，寻找更独特的表达方式，他想找别人没有做过的，于是开始试验抽象水墨画，包括在室外拆迁场地做涂鸦。到了1987、1988年，他完全抛弃了绘画方式，用图形、文字、触觉来表现。到了“新刻度小组”则更为决绝，通过艺术创作取消艺术家的个性。同时在他的绘画中，他抛弃了常用的再现性的绘画语言，发展出理性和抽象的语言，进行设计图一样的艺术创作。我觉得王鲁炎是个沉得住气的艺术家，他发展出一种“图”的方式，而不是“画”的方式。前者类似天文图、地图等等，带有很强的抽象意义，但又不是完全的抽象画，而是能够表现出思想性和社会批判。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鲁炎与顾德新、陈少平组成的“新刻度小组”为了坚持艺术的纯粹性原则，面对古根海姆的展览机会却宣布解散，还销毁了历时八年的“新刻度小组”手稿。当时是怎么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王鲁炎：“新刻度小组”的内在逻辑是“取消”的逻辑。它从取消绘画性、审美意义和视觉意义开始，直到取消艺术家的个性，遵循的是不断否定的价值观。1995年，“新刻度小组”参加了在西班牙一个美术馆举办的“来自中心之国”的展览，在那次展览中真正实现了“新刻度小组”取消个性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方法论。在此之后，小组继续存在的理由以及市场机会也自然成为了取消对象，这是“新刻度小组”内在精神性、纯粹性和深刻性的需要。

　　巫鸿：王鲁炎他们希望艺术不被某个机构控制，艺术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我觉得“新刻度小组”的成员一起工作了几年，出版了五本书，他们的工作基本完成了。他们不想把自己变成美术史，供到美术馆里，由此也就有了他们这个决定。

　　【2013年】 “图·寓言”个展

　　对商业空间进行颠覆或者模糊

　　新京报：能否讲讲此次在芳草地展览馆合作的缘起？

　　王鲁炎：商业公共空间语境中展出的艺术作品与受众的“不期而遇”和美术馆语境中的“邂逅”有所不同。作为开幕展，我们彼此的选择都是谨慎的。

　　巫鸿：这次在芳草地展览馆的展出是王鲁炎找的我。可能是觉得我是学院派、学者型的，而他的创作也属于思想性的一类。

　　我与王鲁炎认识很多年了。上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当时就知道王鲁炎他们的“新刻度小组”进行了很多有意思的实验。后来策划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时认识了王鲁炎本人，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件改造过的自行车，与“悖论”的概念有关。前几年，芝加哥大学在中关村建了一个中心，我建了一个很小的展览空间，第二展我就找了王鲁炎。他的创作很有国际性，探讨的是政治、战争、宗教问题，这些是全世界所面临的困境。

　　新京报：在商场中做展览，怎么处理商业和艺术的关系？

　　巫鸿：当时我看了这个大楼，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建筑上的尝试。当代艺术怎么进入这个空间，是个挑战，也是种艺术上的实验。策展人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止是展览本身，而且包括如何与社会对话、怎么与商业互动。既要有关系，又要有独立性和自己的立场，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使商厦中的顾客变成“观众”，令交流方式随着语境的改变，有别于画廊和美术馆。

　　王鲁炎：在商业公共空间中举办当代艺术展览，是对商业空间的一种属性的颠覆或者模糊，艺术使商厦中的顾客变成了“观众”。这种属性之间的转换不可能在画廊和美术馆中实现。

　　■ 冷看艺术市场

　　当代艺术市场前些年的火热并不是什么坏事，我并不反对商业，但我反对用经济价值来测试当代艺术价值。——巫鸿

　　一方面，市场的话语权很大程度地颠覆和消解了艺术的学术权威，令许多艺术家的方向性选择面临困惑。另一方面，市场繁荣使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强势”阶段，许多艺术家利用这一条件，实现了过去不可能实现的艺术构想。但是，市场的标准并不能取代艺术的标准。——王鲁炎

　　■ 吐槽艺术生态

　　中国的综合性大学与当代艺术严重脱节，比如高等学府云集的海淀区基本没有当代艺术空间；一些民间和私营美术馆开始出现，但是以后怎么发展也还是个问题；另外我们还欠缺中国当代美术史发展脉络的建立——评论家要有定力，不能跟着市场乱跑。——巫鸿

　　中国画廊正在经历全球化的经济危机，画廊与艺术家之间的双向诚信还在初步建立中；非商业机构缺乏国家政策支持，普遍面临资金短缺；一些艺术机构尚存在价值标准的“圈子化”。——王鲁炎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健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