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这么受罪”

　　孙幼军 儿童文学作家。1933年生于哈尔滨。著有童话《小布头奇遇记》、《怪老头儿》、《小猪稀里呼噜》等，曾获国际安徒生文学奖提名及国内多种奖项。本报2008年11月6日“个人史”版“小时候”系列，刊发孙幼军专访，“‘怪老头儿’创造‘小布头’”。

　　2003年，新京报创刊之时，以文化老人沈昌文一句“我忏悔我的不美”，开启了与文化长者相遇的十年旅程。十年之中，我们以“个人史”的形式访问了周有光、王世襄、高莽、何兆武、李文俊、钟叔河、邵燕祥、傅惟慈、朱正等近百位文化老人，以他们的人生经历与学术成就为纲，勾画出几十年来文化领域的发展与变迁历史。

　　令我们感到痛惜的，是很多我们曾经访问过的文化老人，已经在这十年之中永远离开了我们。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在十年之中只来得及记录下文化老人的人生与社会影响，却没能对他们的当下给予更多关注。这些在文化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老人，他们现在在思考什么？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是否快乐，他们是否孤单？

　　2013年，新京报创刊已经十年，我们再次探访那些曾经深深影响过我们精神世界的文化老人，这一次，不是为了构筑历史，只是希望让人们看到，这些老人，现在进行时的生活，有满足、有遗憾，有思考、有闲情，有自得，也有孤独……

　　“你来之前，我还在楼底下发动我的小摩托呢。”孙幼军带记者去看他的摩托，行人稀少的路上，他一高兴就飙到60迈，感觉比开汽车还爽——这是五年前，孙幼军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的开场白。5年过去，孙幼军的书继续在市场上热销，特别是他的《小猪稀里呼噜》，改编成了各种不同的图画书版本，根据《小布头奇遇记》改编的同名多媒体童话剧，也在六一当天，登上中国儿艺舞台。但热闹背后，今年80岁的孙幼军让记者感受至深的一句话是，我终于知道老了这么受罪……

　　“我不知道人老了这么受罪”

　　已经快要到初夏，孙幼军浑身还是冬天的装扮，他穿着厚厚的棉背心，足上的拖鞋也是棉的，他很瘦，他戴着助听器，他的脸上、颈部都贴有膏药。他把我们让进屋，客厅里的电话又开始响起来。

　　“前几天，我连字都不认识。前两个月，我脑血栓，后遗症。”这是他的开场白，然后他又干净利落地说了两个字“请坐！”

　　孙幼军同时在我的右侧沙发坐下，我们中间隔了一张小茶几，他递给我们一人一瓶水。“我是电话从来不接，好几个月了，怎么努力也听不清，哈哈哈。”我后来发现，在讲到难过或是开心的事情时，他都喜欢放声大笑。戴着助听器的他确实不适合接电话，电话听筒压着助听器的时候，他的耳边都是ririri的响声，他听不清对方说什么，他不喜欢这样的声音。接着，他又开始继续讲他现在的处境。“我是很少接待客人，因为我说话也不行，说话三叉神经疼，舌头疼。我现在就等于又聋又哑。你们之前的电话是我爱人接的，要是我接就婉谢了，因为现在没法接受采访，处境很狼狈。”

　　自从得了糖尿病，医生让孙幼军每天要有半小时的活动时间，但他根本无法遵医嘱，他几乎连楼都不下，他心脏不太好，家住6楼的他单元里没有电梯，出门一次太吃力，所以除了拔牙的时候他几乎不出门。那天孙幼军嘴里还有七颗牙，要是发现镜头对着他的时候他便不肯笑，他说牙太少了，笑起来难看。“现在吃饭就是把馒头揪下来，泡在牛奶里，整吞，没法嚼，我不知道人老了这么受罪，很狼狈，哈哈哈。”

　　和孙幼军的对话进展得不大顺利，原本打算留在家里一起等我们的他的太太因为需要去银行办事另外去买东西，所以少了她当翻译，我说的很多话孙幼军并不大能听得清。基本上我用正常音调说的话都会被自动屏蔽掉，所以但凡他回答的问题，都是我扯着嗓子拼命喊出来的，其他的时间，他忙着自说自话。

　　他形容自己几个月前的生活是除了睡觉就发呆，因为不认识字了所以做不了事，现在好些了，可以打开电脑打些字。“我现在唯一跟外界的联络，就是电脑，信也不写了，电话也不接。”

　　“教授是个好东西，写童话算个啥”

　　这个月的23日，孙幼军就要满80岁了，他感叹以前从没想到自己能活这么大。“前几天我老伴跟我开玩笑说，‘你不是说就活到40岁吗？’”讲到这里，孙幼军的记忆一下子被拉回到了童年，“我父亲先天性心脏病，39岁去世，我小时候很困苦，我妈带着5个孩子，我妈妈只比我大19岁，我又不懂事。”孙幼军的母亲当时在哈尔滨毛织厂做工人，每个月的收入根本不够全家人的开支。“那时候金日成想借着南朝鲜军力不行，赶紧统一。我们连吃饭都揭不开锅，却支援朝鲜。”讲起抗美援朝的故事，孙幼军就像讲童话一样。讲起母亲的一生，他多次提到自己太不懂事，总觉得是自己非要念书拖累了母亲。

　　追忆母亲之后，孙幼军把话题转到了外交学院的院子上。“这个院子我住了好几十年了，北大毕业以后，分到这儿来当教师。这个院子不重视中文，是个外交学院，重视外语和外交业务课……”“教书到后来我开始业余创作，没时间写东西，我就想招儿吧。”“我写作了之后呢，在北京作协当合同作家。创作情况就是单位停发工资，外交学院不给我发工资。北京作协给所谓生活补助，一个月200块钱。生活也很苦，老婆孩子跟着受罪。”“因为我很早就评上副教授，评教授要有个条件，你得有高教工作或者搞科研，我最后什么都没有，评高级职称连表都不发给你。这么着，我一直到退休，还是副教授。”后来《北京日报》写过一篇文章，说孙幼军舍教授取童话，孙幼军感叹说：“教授是好东西，你写童话算啥啊！”不过给孩子写东西终究带给他些许安慰，当他碰见那些还没有忘记小时候看过《小布头奇遇记》的孩子，他觉得自己也被感染到，“大概唯一这一辈子不太遗憾的就是，替孩子写了一些童话吧。”

　　“跟我在一起，就会发现我糊涂”

　　40多分钟后，孙幼军的太太带着一袋冻饺子回到了家里。“他牙不行，我得给他买饺子、包子这些带馅儿的，煮好再剁碎。以前用搅拌机打的他嫌太碎。”看我们和妻子聊起天，孙幼军就跑到隔壁房间拿了个相机过来，他递给太太，说要和我们合张影。

　　合完影孙幼军跑到阳台去抽了根烟，“以前一天一包，脑血栓之后医生不让抽，他也戒不掉，改成一天3根解解馋。”妻子说这话的时候，孙幼军正边抽烟边望着面前的外交学院回廊，没人知道他想什么。有个关于他的小秘密也是他的妻子说出来的，原来脑血栓恢复后，孙幼军又开始继续写童话，现在已经写了25万字，“我觉得现在写得比以前还好点儿呢。”妻子说道。

　　抽完烟的孙幼军走进房间走向我，“你有名片吗？”他问。“我进门给了您一张。”他停顿了一下说，“你慢慢的，跟我在一起，就会发现我糊涂。”临走时他塞给我一张卡片，是从烟盒上撕下来的一片纸，背面写着他的邮箱，他写的时候很认真，一笔一画的……

　　【岁月回声】

　　“因为满75岁，按照我们国家的交通规定，就不让再开啦。我开车快着呢。”

　　“关键是频率要对。有时候看电视，碰上频率不对的播音员，开多大声儿我都听不见。”

　　“童话真正的灵魂，就是那种童真、质朴的东西。很小很小的孩子，他们的很美的想象，是最宝贵的。”

　　——录自本报2008年11月6日孙幼军专访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