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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者何晓道 知我者谓我心忧

2013年06月0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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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晓道,1963年3月生,宁海县十里红妆博物馆馆长。2003年利用“十里红妆”藏品和政府合作创建“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展出浙东地区婚嫁场面,江南地区女性从闺房到夫家的生活状态,以及民间工艺美术,向公众免费开放。2010年获“浙江省非遗保护突出贡献人才奖”。2012年获年度中华文化人物奖。何晓道潜心研究明清文化多年,著有《红妆》、《江南明清民间椅子》、《江南明清门窗格子》、《江南明清建筑木雕》、《江南明清椅子》、《江南明清门窗》等。左图:陈志华(左)与何晓道。右图: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

  以明清古典家具生意而致富者,在江南地区并不少见;但一边濯磨于市场蓝海得以从容地安身立业,一边倚赖一己之审美直觉与文化自觉,为明清家具本身的意蕴与丰饶着迷,腾升出一个关于守护的梦想,于是执此一念创建一座民间文化博物馆,坚守多年,如何晓道者甚少。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在爬山虎绿叶覆盖墙面的庭院中见到何晓道,消瘦的他,身着中式对襟白衫,眉眼柔和,笑颜散淡,有遗世独立的孤沉,也有“悠云自来去”的怡悦。庭中阁楼古雅,小池幽静,江南初夏蓊郁的草木投影其中。他为我们随意讲解自己的藏品,停顿时,话音落下去,便能看到他对着藏品独自微笑。我们的视线偶然停留在一尊小石狮上,他近前用手抚之,感慨道:“以前的人们,生活得多么和谐,竟能把凶猛的狮子雕刻得如宠物般温顺可爱。”

  何晓道在“文革”时代成长,未来得及接受更好的教育,即须扎入社会,糊口谋生。为了生计,他做过多种尝试,开钟表修理部、办电机厂、食品厂,一番摸索挣扎后,偶然走上串村收购旧时器物然后摆摊买卖的生意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愈渐开放,求新求变的社会气氛与经济活力相契,民间社会的生活方式悄然转变,旧时的家具物件被人摒弃,恰好成就了何晓道。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雕饰精致的古老建筑构件和家具身价大涨,他的存货使他拥有了资本上的优势,让他有足够的自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多年来,行走在乡间,虽是为生意事宜,串访寻觅于农家,何晓道却不自觉地进入另一种寻觅之旅:在那些旧建筑、旧物件之上,他看到了富于审美、灵性的传统生活方式。一如他亦师亦友的陈志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学专家。2012年新京报书评周刊年度致敬作者)多次提到的那种惊喜:在乡间见八十老妇搓麻线,腿上垫着一片瓦,为增加摩擦,上面竟然雕刻了一朵盛开的牡丹花。惊喜之外是忧虑,传统风俗自淳而趋于薄,走向无可挽回的丧失,而创办民间文化博物馆,是他作出的一种反抗的尝试:逆流留驻最后的余影。

  在近百年中国的历史中,传统生活方式,似乎一直于风雨飘摇中挣扎:激进年代,被粗暴地贬低;锐意于经济上争取发展的时代,被冷漠地告别;急于追求现代化时,自行黯然凋谢。但越亲密接触,何晓道越是相信,传统文化扎根于国人的心灵深处,拙长于精神的园圃,非强力可毁灭。譬如死灰,亦能复燃,即处死地而有后生,隐然离场后终会悄然回归。

  因为其“挥之不可即去”,何晓道对传统文化充满信心;但同样地,他也感到失意痛苦,因为其“招之不可即来”。他分析说,文化其实以“弱”的姿态存在于社会,一旦出现带有威胁气势的强权,文化不可能成为武器与之相抵,它会节节败退,使得后者更加飞扬跋扈,比如“文革”时代。因此,文化保护和传承发展,需要社会基础的,不可能靠一两个热心者。他称自己做文化保护就是“痴心妄想”。有时走在山野间,看到古朴雅致的房屋,他用手机欢喜地拍下,再次造访时却觅而不得,已被拆除,唯有无奈叹息。

  有媒体在报道何晓道时,将其塑造成保护传统文化的英雄式的形象。实际上,他怀忧落寞,更多时候,是一个失意者,因为眼见的都是“街毁屋倒无完卵”的伤痕。近年来,官方对民间文化的保护力度在加强,不乏值得赞叹的政绩,但仍赶不上其消亡的速度。陈志华曾为《江南明清建筑木雕》一书作序,他回忆自己坐在何晓道开满桂花和芙蓉花的院子里看稿,为作者勉力践行而感动落泪,并在序文中,以“瘦小力亏”形容何晓道。与“文化英雄”相比,“瘦小力亏”一词,深得何晓道之意,谓之“知心之语”。

  【对话】

  “执迷”不悔,没有退路

  新京报:在你的博物馆里,我们不仅看到旧时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器具之美,更是能感到当时人们对审美的不懈渴求,并且,这种渴求渗入到普通人生活的细微处。但这种审美在失落,而且不可挽回的,你如何面对这种现实?

  何晓道:人类天生是追求美的,享受美的。美是人类文明的标尺。走入乡间,你会发现,哪怕是劳动的工具,镰刀、犁具、扁担等,都可以成为审美的对象,它们的形状、曲线、纹饰,细细打量,都会让你赞叹不已,美就是与生命同在的。但是,当生存本身受到威胁时,人们就会把美放弃掉。因此,一个没有美的社会,一个普通人没有精力去创造美享受美的时代,即便它经济如何发展,高楼大厦盖得多么轰轰烈烈,物质多么丰裕,它本质上是一个艰辛的时代。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只觉得痛苦,并且,无可奈何。

  新京报:践行乡土文化保护工作的人,都会遇到一个困境,即,乡土生活被社会的发展裹挟着转型走向现代,身在其中的人们也乐于告别过去,拥抱更加现代的生活方式,你在书中也有写到,在你眼中看为珍贵的旧物件,对当地人而言则是急于弃之。你怎么看待这样不可阻挡的转型?

  何晓道:从A文明到B文明,不是彼此替代的,是一个发展融合的过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种状况,其实是一个历史的结果。江南地区,风俗醇厚,“文革”时期,有一个内在的抵抗,即便是普通人家,若是要将自己家里的木雕拿去烧掉,那是不愿意的,不乏有人偷偷将家里的物件藏起来,用石灰把廊柱上的雕花楼刻糊起来。那是一种自觉的保护。反倒是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以及现代化之后,出现了上下同欲的状况,你想把老屋拆掉,我也巴不得拆掉,追求新生活。人们对文化的认同出现了断裂,而这种断裂,并非一时筑就的,而是经过了很多年的粗暴撕裂。所以你现在看似不可阻挡的转型,以为有其合理性,但其实未必,中间的错位与扭曲,需要仔细探看历史才能清楚地看到。

  新京报:你受教育的年代,恰逢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对于你个人而言,对呵护传统文化这种“文化自觉”,是如何发生的?

  何晓道:如果你所说的文化自觉,含有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的更为理性和成熟的认识,那么,我告诉你,我们跟你们是同步的,很多事情,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与言论空间的开放才慢慢知道的,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是突然觉醒,发现自己被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对于我而言,网络时代与非网络时代,我的生命在两种不同的状态里。

  而自己去做些文化保护工作,则是另一件事情。很奇怪的,有人就会进入这样一种角色,不是说我要成为这样的人就成为了这样的人。打个比方,有人酗酒,不管别人如何提醒,还是执迷不悟,甚至酗酒而死。执迷,就是无药可救的,就是宿命。比如我一个朋友李玉祥,孤身一人到处游走拍摄古村落的照片,也是这样执迷。原本想得很简单,好事为什么不做?就去做了,顺其自然。但是,最后却发现,真正想做的事情,是很复杂的。但已经进入角色,就没有退路。

  新京报:收藏这些旧时物件,并创建民间文化博物馆,关于你所做的事情,对这个社会的意义与价值,已经有太多的报道,那么,对你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何晓道:我因此找到了谋生的方法,并得以进入小康生活。而且,文化是有价值的,我享受了文化。文化让我们享受了它的美,真的是在享受它,我拍照片,看到喜欢的旧物件将其买下来,在库房里搬来搬去……都是很开心的事情。对我而言,文化的美好,是实实在在的,痛苦则是我自己找来的。而文化保护,我尽个人之力,能做一点是一点。

  我是过日子的人,不习惯摇旗呐喊或是振臂高呼以求天下云集响应,因为不忍心看到那么美的东西消逝,所以一件一件收集起来,期待更多人与我一样看到它们的美,如我一样油然而生怜爱之情。老实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研究机构,也有相关文化经费,本来是用不着我这样的乡下人来操心的。我就是捡点旧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为之着迷,沉浸其中,如此而已。

  新京报:你是一个比较内敛低调的人,但这些年,似乎总有一种力量让你变得不那么低调,比如,去年,你和莫言一起被中华文化促进会评为年度中华文化人物,你当时心境如何?

  何晓道:居然让我领到这样一个奖,很惊讶,并且,难以安然受之。在这种政治意味不浓厚的授奖中,有那么多人能想到民间文化保护,让我感到欣慰,也略感惶恐,我并不想代表那些正在脚踏实地践行民间文化保护的人。对我而言,收藏、研究、写书、做博物馆,这些都是我对自己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投资,我收获了幸福与美好。文化艺术,是滋养生命的。

  我是过日子的人,不习惯摇旗呐喊,因为不忍心看到那么美的东西消逝,所以一件一件收集起来,期待更多人如我一样油然而生怜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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