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俘到公民

　　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新版新增的“下部”，介绍的是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们在特赦之后的经历。经过细读，读者会发现，原来那些曾经被妖魔化的将军们在获得新生之后，也是一个个鲜活的平凡人，一位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将军也是人，在脱下了国民党的军服，成为一名公民之后，他们的喜怒哀乐在作者的描绘下跃然纸上。对于这些公民，他们在特赦之后大都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妥善安置，许多人甚至还成了政协的特邀委员、民革委员，有的还成为了文史专员，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精彩无比的亲历亲闻，为后世研史者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一手材料。

　　比如王耀武（原第2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醉（原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两人，都在获得新生之后结识了新的伴侣，并喜结良缘，组建了新的家庭，其中沈醉还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小说，畅销海内外；又如杜聿明（原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和宋希濂（原川湘鄂边区绥靖署主任），前者在获得新生后定居北京，与妻女重聚享受天伦，并对女婿杨振宁的回国出力颇大；后者移居海外，并与海外同学组建黄埔军校同学会，致力于国家的统一事业；再如黄维（原第12兵团司令官），在获得新生后继续致力于永动机的研发，以此体现自己的价值等。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可避免地牵连到这些获得新生的原国民党将军。作者对此没有丝毫避讳地将他所知道的悲痛遭遇予以真实记录。比如陈长捷（原天津警备总司令）和廖耀湘（原第9兵团司令官），他们就是在批斗中不幸身故的，更甚者，还有作者的父亲黄剑夫。黄剑夫在担任第109师师长的时候拒绝了北平的起义，但在第336师师长任上，还是选择了起义的道路，并在事后进入了人民解放军的南京军事学院担任军事教员。这位并不是战犯的军人，在“文革”之中依然受到冲击而亡故，这不得不说是作者心中的一件痛事。作者在这一阶段的描绘中，将当事人的心路历程描绘得淋漓尽致。

　　“文革”结束后，一切事情又都陆续回到了正轨，仍然在世的文史专员们也开始了新一轮亲历亲闻的写作。但是这些专员所没想到的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持久战。事情还得从杨伯涛（原第18军军长）写的一篇《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说起，该文在《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发表后，引起了黄维的关注。作为陈诚的老部下，黄维和宋瑞珂（原整编第66师师长）认为杨伯涛的部分叙述有失公允。

　　于是宋瑞珂首先“发难”，提笔写了一篇《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以反驳杨伯涛的部分污蔑陈诚的言论。黄维的反驳也随即发表在选辑的“质疑、补充”栏目中。杨伯涛见状，毫不妥协，也随即在“质疑、补充”进行“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一场笔杆子的战争就此爆发。事隔不久，陈诚的另两位老部下邱行湘（原整编第206师师长）和方靖（原第79军军长）也先后加入战团。其中邱行湘与黄、宋两人结成联盟，共同“讨伐”杨伯涛，方靖则以中立的态度将双方“笔伐”中的错误予以纠正。

　　对于“反杨联盟”，杨伯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过他对宋、邱两人并不怪罪，甚至对于部分反驳还认为颇有道理。但是对于黄维，杨伯涛则认为其“措辞尖刻、用心险恶”，尤其是黄否定了杨伯涛第18军军长的身份，更是令他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于是决定带着黄稿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发难”，使战火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好在相关领导人及时出面进行耐心的劝导，这才使杨伯涛打消了续战的想法，并正式向委员会主委递交了撤销自己所写文章的书面申请。

　　当我们在阅读《文史资料选辑》的合订本时，会发现这样一则公告：“杨伯涛撰《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作者提出撤销，另行撰写。黄维、方靖、邱行湘、宋瑞珂等对此文的订正文章，因尚有一定史料价值，均予保留”。战火至此得以平息。

　　谁说将军决战一定要在战场上呢？看看这些获得新生的公民们，他们在卸甲之后，依然活跃在各个领域继续“决战”着。

　　书评人：胡博（著有《哀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