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把国家民族的命运放在第一位(1)

　　【访谈】

　　1949年成立以后的新中国，与民国期间有着截然的不同。对于刚刚从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几代人而言，他们注定要在新政权的领导下，在艰难的思想转型中经过痛苦的煎熬。就此过程，《忍不住的“关怀”》作者杨奎松，《故国人民有所思》作者陈徒手做出了自己的解读。

　　知识分子的道统

　　新京报：资中筠先生在梳理古代士人精神传统时，认为他们有三大特点：1.“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2.重名节，讲骨气。3.与以上二者并行的还有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从晚清到民国，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那么，新政权建立以后，《忍不住的“关怀”》《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所研究的这些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原因有哪些？

　　杨奎松：当年这些知识分子的转变或者说“放弃”，无论时间、程度，应该都不大相同。我写的三个人物就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典型。像张东荪，至死我们也很难说他内心里是否真的放弃了什么。我们今天动辄就说当年这些知识分子转变了、放弃了、软弱了，我觉得这多少有些把历史简单化了。比如，假如说他们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就转变了、放弃了，那么又何来1957年的反右呢？显然，这里面一个重要条件就显露出来了：你让不让他们讲话，或他们能不能大胆讲话？1957年一鼓励他们讲话，就发现他们中许多人其实并没有完全转变或完全放弃他们过去的思想、观点，只是过去没有条件讲出来罢了。因此，要我说，讲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思想转变了、放弃了云云，首先要注意两个客观环境的改变。一是制度环境改变了，不是你想说就有地方让你说的那种环境了；二是生存环境改变了，不是你讲什么都还能找到人用你并为你开工资的那个时代了。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那种所谓“家国情怀”。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一个传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这个天下，自近代以来，就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忧国忧民、救国救民，正是他们关怀之所在。1949年以后之所以大多数知识分子痛下决心，转变思想，放弃过去独立、自由之坚持，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他们当时几乎一致相信，真正能够救国救民者，固然不是国民党蒋介石，但也不是他们这些百无一用的书生；真正能够得到人民拥护，成功实现国家统一、政治清廉、经济复苏，并有希望大举加速工业化进程，使中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只有共产党。因为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习惯于把国家民族的命运放在第一位，因此，当他们相信未来之门已经被共产党打开的时候，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愿意舍弃小我，以成就大我。李泽厚当年讲，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途转向，一个根本原因是“救亡压倒了启蒙”；1949年以后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的转向，无论主动、被动，说到底也是还是那个原因。

　　陈徒手：知识分子当时顺从地接受思想改造，放弃自己原来的思想，一是在运动中迫不得已，二是为形势所迷惑，三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很害怕。

　　我在书中通过俞平伯、贺麟等事例，比较完整地讲述他们被说服后顺潮流的过程，看出思想改造强大的震慑力和相当的机巧能力。俞平伯由当初的不解和抵抗，经过数个月的来回折腾，最终被认为“积极靠拢”。俞本人都说了这样的话：“这里好像通了，但在那里又碰壁。以前听周扬同志说放弃自己的观点是不容易的，当时不体会，现在确实体会到了。”如果说俞平伯的思想转变是顺势推至，当局并未有意为难过多，而贺麟的转型却颇为艰辛，是学校党组织煞费苦心的结果，有强力的外因。贺先生当初还保留旧派学人的处事惯例，依旧称蒋介石为“蒋先生”，不忘过去旧恩。但遭到群众愤恨的斗争之后，他也只能表态：“我现在要骂蒋介石是匪了。”一开大会，他就屡屡被围攻，败退下来后挫折感格外强烈，又有自取其辱之叹。历经几年的思想斗争，贺麟的学术根由愈加失落，课本照着苏联专家的讲义修改，所坚守的黑格尔学说被逐步剥离，日积月累，不由地被新政权的主体思维所占据，从学术意义上说几近废人。在那样黑云压城的时代，我们无法苛求学者们能持有多少学术良知，整个人文水准的退化和萎缩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下转C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