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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把国家民族的命运放在第一位(2)

2013年06月0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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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本名陈国华,1961年12月出生。编辑,主要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有《人有病,天知否》等。

  (上接C04版)

  知识分子主动检讨自己

  新京报:1949年之后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斗争主要有哪些方式?具体做法是怎样的?这些斗争方式和做法,对知识分子的身体和精神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徒手:对于思想改造的步骤和做法,《故国人民有所思》从多个角度予以说明,主要以人物小传方式讲述各自的改造事例,斗争方法是大同小异,效果却极为显著。1952年“思想交心”和登记表格、写小传相互进行,从中找出漏洞予以追查。紧接着就是院系调整,从组织方面加以切割,化大为小,分头“消化”。最为繁忙的是组织教师学习哲学、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等革命化科目,几百位教授集中听讲座,眯着花眼做笔记,会后要写思想小结。总之,陷入了无休止的运动状态,没完没了地交代自己过去的一切,揭发自己或别人的问题,以求得早日解脱。这是所谓“大暴露”阶段,直接拷打人们的灵魂,知识分子逐渐丢失了高贵的架子,人人都有充当“脏手”的机会和可能。这是数千年来中国知识人活得最自虐、品性最劣质的历史时段之一。

  我在书中写了诸多因人而异的改造方式,通过琐碎的一串串细节,写出那个疯狂年代对知识人“围追堵截”的旷世奇观。譬如1961年周培源向上级提意见,恼怒地举了下面事例:系党团组织运用哲学概念批判量子力学热力学,伤及著名老教授王竹溪,让唐有祺教授在课堂检讨十五分钟;而北大化学系总支使出厉害的一招,就是让几个“思想同样反动”的教授起来揭发傅鹰,在谈心会上一次一次地反复“摆事实”,导致傅鹰碍于同事的情面,疲于应付,理屈词穷,只能忍辱地呑下“苦果”。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以“管制分子”“右派分子”“右倾分子”等诸多名目,各个高校不停地淘汰政治上不合格的教学人员,严重地送至“劳教”,轻一些的就“礼送”到外单位。例如1958年借助政治运动的由头,北大党委先后把一批业务好但政治表现差的教员“请出”校园,身为教务长的周培源尤其对数学系送走三位高天分教员格外惋惜,认为对系里的教学工作带来很大的损失,不知当时怎么轻易决定这些事的?这种人事处理带来的损害是相当严重的,容易造成一个英才及家庭的无尽痛苦,同时营造全社会恐惧不安的不利因素,让人不敢轻举妄动。

  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能使很多知识分子变得麻木不仁,看政策或领导的脸色行事,只求得最低限度的自身安全感,放弃思考与批评社会的责任;再则,受没完没了的运动制约,不少人害怕被挂上“白专道路”之恶名,科研和创作能力受挫,创新精神不足,穷于应付,虚度宝贵时光而不足惜。

  杨奎松: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改造并不是中共发动的,也不是以运动形式出现的。它是随着政权更迭,新政权、新社会展现出强大生命力,不少知识分子力求跟上国家前进步伐的一种主动尝试。1949年夏天就已经陆续有著名知识分子在报纸杂志发表文章批判检讨自己的过去,力求跟上新时代的新思想了。所谓思想改造运动的发生则是两年后,即1951年秋冬,特别是1952年上半年的事情了。即使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最开始也是中间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如北大校长马寅初等主动向中共中央要求进行的。他们基于两年来不少知识分子的这种尝试,专门写信给中共领导人,要求开展一场政治学习运动。这一运动原本并不在中共中央的计划之中。问题是运动一搞起来,各级部门就不满足于只是让知识分子们单纯在学习中自觉改造思想了,事实上从上至下,中共各级领导人也没有谁会天真到以为经过两三个月学习或自我批评,就能把旧思想改造掉了。毛泽东在运动之初就阻止过宣传部门一些人想要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做法,明确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所谓思想改造运动所以会变成群众批判运动和知识分子人人过关的洗澡运动,是有原因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关部门一直在内部考察、排队,了解他们所不了解的各种人等的政治历史和政治表现情况,从中发现可能存在的敌特以及思想反动的潜在坏人。但是,因为这种内部考察了解的办法到底局限太大,很难彻底解决问题,因此,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这场运动一发动起来,自然也就被相关部门利用来搞起群众性“审干”运动。了解当年思想改造运动的读者都知道,这个大运动里其实套着好几个小运动,包括忠诚老实交清历史运动、划清资产阶级关系运动等,运动所以会变成个人检查、群众批判,历史上或工作生活中政治表现有问题者,所以会三番五次地被迫当众自我检查交代并接受揭发批判,其实主要目的并不在要改造谁的思想,而是组织有意识地在查清这些人的历史或现行问题。

  正是这场广泛群众参与的检举、揭发和人人过关的自我检查交代运动,为两年后开始的,持续更长时间的内部审干运动和肃反运动,提供了足够多的线索和材料。因此,今天了解思想改造运动,不宜简单地从个人身体或精神伤害的角度去看问题。这场运动无论持续时间,还是斗争对象,都是很有限的。除了少数人外,多数知识分子过关并没有遭遇太大的困难。与此前此后的一些运动比起来,即使从个人伤害的角度看,这场运动也不是最严重的。但一场知识分子自己主动希望通过学习提高思想觉悟的运动,如何会变成一场人人过关的揭发检举自我检查交代批判的组织审查运动,这是值得今人深思并引为教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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