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别样记录(1)

　　陈著的一个特点，是非常注意通过相关汇报等材料来展现各级党组织眼中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如何通过一些褒贬用词等来精致描述知识分子。杨著当然也注意这样的材料，尤其是通过细节来展现丰富的历史。

　　当书生遇到政治

　　拿到《故国人民有所思》时，第一眼就被封皮所吸引。那泛黄的底色、半遮的印章、层叠的痕迹，设计得非常有味道，让我想起档案馆里翻阅的苍凉故纸，读后亦更确信：和《忍不住的“关怀”》一样，这部书也为我们展现了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别样记录。

　　最早听到陈徒手这个名字，还是从杨奎松老师那里。他说去北京档案馆查档时，发现《人有病，天知否》的作者也常泡在那里抄材料。

　　那段时期，我偶尔也去蒲黄榆路看档案，一次正好赶上陈徒手也在，但是并不认识。倒是他可能注意到我调阅的一些卷宗的特点，趁午间休息之际找过来聊了几句。我说杨老师极力向我们推荐他这种泡在档案馆，不遗巨细地搜集资料的耐心工夫；而陈徒手则力赞扬老师看材料及录入打字之神速：经常是看他调阅一大摞档案，快速浏览的同时，则噼里啪啦地迅速把需要的部分敲入电脑，然后再调一大摞。而陈先生，我记得当时他还是用档案馆提供的纸和笔手抄。

　　这大概是六七年前的事儿。后来，杨、陈二先生都陆续把各自从北京档案馆搜集的材料，辅以相关资料连缀成文。比如，杨老师就以王芸生和《大公报》为例剖析过1949年后的新闻统制是如何形成的。陈徒手亦先后在《中堂闲话》、《炎黄春秋》等发文介绍俞平伯、冯友兰等诸先生在1949年后的故事。 

　　更有意思的是，近年两位还不约而同地各自选取相关文章，加以修订后结集成书，讨论历史转折关头知识人的境遇。于是就有了《忍不住的“关怀”》和《故国人民有所思》。

　　杨著副题是“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确实，较之一些人更常用的或者想象中的“知识分子”，对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等人，以书生称之或许更贴切些。甚至，他们也以此自许。比如，瞿秋白即自称是连杀只老鼠都不会、不敢的懦弱书生；而周一良先生在晚年写的自传亦干脆名为：《毕竟是书生》。而这些书生之所以会和政治产生纠葛，实在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对大众有一种“忍不住的关怀”。

　　然而，在1949年前后的中国，他们又能如何呢？从副题“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可知，陈书关注的差不多是同样的话题。唯时段略异，而且并未讨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对思想改造也未多加限定。因此并不拘泥于1952年那场特定的思想改造运动，而毋宁置于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到上世纪60年代初这样一个更为宽广的转折时期的历史大背景下。

　　这两本书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是优点，即都注意了运用档案。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对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及其思想改造之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大量的叙述不是基于历史决议、政策文件之类的官方描述，就是依据当年报刊公开发表的或者运动期间的各种揭发材料，稍好些的细节补充则往往有赖于朋辈友人及亲属追忆。

　　近些年来，随着一些人物日记、信函等陆续整理公布，也逐渐开始有研究者注意并运用这些资料来解析当年的变迁，包括知识分子在那场历史巨变前后的顿挫与因应。其典型者如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在书中，傅国涌对于沈从文、宋云彬等多位知识分子不同心态进行了细致勾勒。在巨大的压力下，沈从文自杀之举尤其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回忆容易有误差，亲属介入研究亦因难免为尊者讳而有所不足。即便是日记和信函，因个人眼界等所限，也难以作为确证。所以对于严肃的历史研究来说，“日记，也包括书信和回忆口述之类，有时不仅不是唯一重要的史料，还可能会成为准确和全面还原历史的一种妨碍。愈是到1949年后，这方面的问题也就会变得愈发突出起来”（见杨著序言）。

　　也正是在这方面，杨、陈二著尝试以扎实的档案史料为我们呈现了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境遇的别样记录。当然，一个是专业史家，一个供职于报社，二人在资料搜集、使用以及行文策略等方面还是颇有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为了解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提供参照。

　　（下转C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