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别样记录(2)

　　（上接C07版）

　　北师大党委关于陈垣入党的内部材料就将其芜杂的一生进行了谨慎叙述，并巧妙地过滤掉简历中的政治疑点，强调他前半生“不关心政治，只热爱学术”。但这种极力说好话甚至为之开脱的待遇在当时的同辈高级知识分子中实属少见，大多数时候并不是这样。

　　以细节展示历史

　　陈著的一个特点，是非常注意通过相关汇报等材料来展现各级党组织眼中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如何通过一些褒贬用词等来精致描述知识分子。比如有党内简报称“任（继愈）、冯（友兰）二人英勇地就自己在学术研究中与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相同的错误观点做了自我批评”。英勇二字颇感唐突，陈徒手推测或许是编写者放松警惕、随意的好心之笔，也含有鼓励、嘉勉之意。再如北师大党委关于陈垣入党的内部材料就将其芜杂的一生进行了谨慎叙述，并巧妙地过滤掉简历中的政治疑点，强调他前半生“不关心政治，只热爱学术”。但这种极力说好话甚至为之开脱的待遇在当时的同辈高级知识分子中实属少见，大多数时候并不是这样。比如北大党组织搜集贺麟的材料时，就特意强调：他曾给蒋介石上万言书，在文化围剿方面献策，受蒋八次接见。哲学系党总支在上报材料中，还把贺麟涉及辩证法的提法全都打上引号，不予以正面的承认……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细节，陈徒手生动地揭示了各级党组织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明了这一点，再来看冯友兰、贺麟等人在具体环境中所遭受的压力、挫折，以及他们的因应，或许也就不难理解。

　　杨著当然也注意这样的材料，尤其是通过细节来展现丰富的历史。比如通过《人民日报》1958-1966年对王芸生210余次的职务身份介绍，仅一次提及大公报社长这一情形，他推断王芸生彼时已不太可能保护得了大公报这块牌子。又如比照潘光旦1949年后日记与民国年间日记的书写体例和内容，发现他并未因形势变化而改变记事方式，刻意回避某些可能的敏感问题。总体而言，杨著更注重以常识常情常理，从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样，表面上看起来不可理解的一些东西或许也变得可以理解了。即便最易令研究者想入非非的张东荪和王正伯的关系，亦是如此。以张的“经验和学识”，岂能看不出同这种角色的交往有多荒谬和多危险？然而，他还是进行联系。为什么？还是要“在张东荪身上多找原因”。其实一些人也在这么做，比如注意到张的第五次检讨书。但“最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分析和推测都有意无意省略或抹去了张东荪对自己的问题所由所做的解剖和说明”，以致造成误判。

　　《故国人民有所思》他注意一些生活细节，很有社会史的意味。比如谈冯友兰时，特辟一节谈1960年前后北京高校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健康状况，借以阐发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而在谈马寅初时，则讲到1959年北大食堂为了弄几口炒菜锅，人脉资源非常丰富的陆平尚难应付，试想书生气十足、不熟悉中共内部运作的校长马寅初可能更是一筹莫展。这边锅的问题尚未解决，那边学生又反映说灯泡不能及时得到补充，所以还得新一轮向各方求爷爷告奶奶地折腾。陈徒手说，如果让马寅初去应付这些事情，肯定是嗫嚅不止，万般苦恼；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他上不了火热的历史前台，而只能萎缩在历史暗处安顿自己不安的心境。对马寅初来说，做个不掌实权的校长，未必不是一件幸事。

　　类似问题，也发生在潘光旦身上。他一方面批评罗隆基“往往倾向于为人‘设身处地’”，力图打破这种“反动的调和论”的思想堡垒，但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从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成功变为改造标兵，其实也正是靠着这种一贯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思想方式。所以，杨著评论说，幸亏潘光旦没有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否则他一定会走上精神痛苦的自杀之路。

　　可以说，很多问题并非一些人所设想的那般简单。当然，杨著只写了三人，陈著也只是十余人的“侧影”。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所以，与其满足于以往的笼统描述，不如结合日记、信函、档案等史料，像杨、陈二先生这样踏踏实实地多做一些个案考察，“肯定会让我们多明白一些因为人这样或那样不同而存在的差异”，借以丰富对那个转型年代知识分子的认知、了解和评价。

　　书评人：刘宪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