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有些“侦查谋略”滑向违法边缘

　　■ 来论

　　无论如何，所谓的“侦查谋略”不能毫无限制。

　　近日，永康市总部中心原办公室主任李世宝因涉嫌受贿被起诉，法庭上，李世宝称他的供述，是受到“威胁、引诱、欺骗”下作出的，当时办案人员说“他妻子在外面活动，要把他妻子抓起来”、“把这个案子当成上级检察院提办案件”等。对此，检察官给予了证实，称这只是“侦查谋略”（6月11日《今日早报》）。

　　这种“侦查谋略”，现实中并不少见，比如，讯问室内，侦查人员一声怒喝，“你的同伙就在隔壁，他把你卖了你还替他扛罪？”而事实上，隔壁根本就没人。这叫不叫“欺骗”？

　　再如，侦查人员看似漫不经心地开导嫌犯，“说了，给你个认罪态度好，保证你能出去；要是不说，那就是抗拒侦查，罪加一等。”事实上，说了并不一定就能出去；不说也绝不能罪加一等。

　　若依法律文本，这样的“侦查谋略”合法性堪忧。刑诉法如是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现实是，这一条款中的“严禁刑讯逼供”也没能执行好，就别说后半段，在实践中几乎就是一条“休眠条款”。

　　不过讯问中的“威胁、引诱、欺骗”本就不好分辨，也不好笼统地一律禁止。“现代侦查之父”的弗瑞德·因鲍教授就说过，“犯罪行为人极不可能自愿认罪，因此必须利用其心理上的弱点，说服他认罪，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一定会用到一些诈伪或欺骗的手段。”

　　但无论如何，所谓的“侦查谋略”不能毫无限制，它只能是“最后手段”，而非取证的常规手段。英美法系国家并未绝对禁止讯问中的“威胁、引诱、欺骗”，但其必须恪守一定的边界。首先，这种非暴力的讯问手段不能恶劣到使法院及社会大众产生“良心愤慨”；其次，这种讯问手段也不能潜存使嫌犯作不实供述的危险。比如，侦查人员假扮成牧师或律师来诱导嫌犯认罪，这样的讯问就会被认为违反了司法的良知及“正当程序”。

　　中国虽然在讯问的合法性上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但以抓捕嫌犯的近亲属为威胁、通过看守所内的“耳目”来诱供，类似这般的行为实在算不上什么“侦查谋略”。我不认为这样的讯问方式是正常的。

　　□王琳（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