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 我这一辈子瞎混过去了

　　打电话向高莽约采访，他在电话中很爽快地答应了。我进一步问他家庭地址，说到楼牌号的时候他却突然顿住了。沉默片刻后，他说“我有些记不太清了，好像是203栋楼，你可以来之前再打来问问。”采访的前一天我打电话过去，是高莽的女儿接的电话，老人家果然把地址记错了。

　　从地铁口走到高莽家中，要穿过一片时而忙碌时而宁静的小区，这种气氛仿佛也是高莽当下生活的注脚。已经87岁的他每隔一段时间还是会画画、写作，他的女儿形容爸爸的工作是“好几管齐下”。而在采访时，高莽的话语与回忆里又自有一份平静与深情。每每聊到自己人生的某些局限，他看我流露出难以相信的表情，都会用依旧浓重的东北口音强调：“真的，真的！”亲切又诚恳。在展示自己的画作时，他眼中又有一种得意和调皮。

　　忙碌碌的现在

　　创作易失眠，看电视休息

　　高莽家的客厅便是传说中的“老虎洞”，因为和老伴都属虎，高莽收集了造型各异的布老虎。“常有人给我从国外带回来布老虎，结果一看是中国制造。”说着高莽哈哈一笑。开朗的性格让他的模样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不过这几年他蓄起了胡子，“留胡子就是装出老的样子，不想参加任何活动了，太费劲太累了。我现在基本都不出门。”高莽嘴上说自己现在什么也思考不了，行动上却根本闲不下来，“不干活不行，我女儿说我有病应该多躺着，但我呆不住，真呆不住，干了活就好像一天都没有白过似的。”这个月文学馆会举办他的画展，他正为此做些准备工作，还新画了一幅巴金的肖像。

　　高莽的卧室里有两张书桌，上面堆满了报纸和书籍。“有时候他在这个桌子上搞翻译，在另一个桌子上写别的东西，见缝插针，时间一点都不浪费”，高莽的女儿说。近几年高莽得了肝病，腰也不太好，但一陷入画画、翻译、写作里却总是特别投入，“叫他吃饭，他嘴上应来了来了，结果半天不出来。再叫他，他还是嘴里答应不出来。”高莽的女儿说。

　　高莽现在觉得一天中能有一点好的时间特别重要，“比如早上起来还能和你谈谈话，有的时候会反应不过来。”而白天动了脑子，却又会影响晚上休息，“我的脑子老在转，有时候写了一篇稿子或画了一幅画，以为挺累的，夜里不会想了，但一躺在床上就乱想一些东西。我想要是身上有个开关，睡觉的时候一关就好了。”

　　看电视成了高莽休息的一个方式，但他有一只眼睛有黄斑裂口，看不太清，耳朵也都戴着助听器，用他的话说就是“看不清也听不清”的“瞎看”。“我喜欢看武术、变戏法这类的节目，不用太动脑子的，对我来说挺需要。”

　　回不去的过去

　　故乡变了，翻译界也变了

　　回忆起一生最快乐的时光，高莽追溯到自己的童年。他出生于哈尔滨，当时的哈尔滨是一座有异国情调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城市，街上来往的都是些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给了他深刻的影响，但现在艺术、文学的变化却有些让他理解不了，“我喜欢那些反映人民生活苦难的油画，在美术上我能够接受到印象派，以后的抽象派实在不理解，比如最近去世的赵无极。他的画我实在不懂，怎么好法我也看不出来，我只能说自己在艺术上落后了。真的，但这也没办法，你只能坚持自己的看法，不懂瞎说懂，也不合适。”文学上同样如此，“我接受的是普希金黄金时代的文学，那时诗歌的韵律给我深刻的印象，读起来特别美，不像现在咱们有个女孩子写的口水诗，我只能说我不懂。真的，年龄不同了。”

　　有一次他和外孙聊一本书，外孙说他看过了。高莽好奇他什么时候看的，外孙说用电脑看完的，“他说你屋里摆了好些书好像是挺有学问的，但实际上在电脑里你要哪本书我都能查出来，他说你这不是装相吗？”说到这儿高莽笑起来，“不过我觉得他们现在字都写得不好看，几乎都不会写字了。”

　　高莽几年前还回过一次哈尔滨，感觉整个城市的面貌都变了，“有的地方修得挺好，有的地方很不好。不是落后，而是缺乏文化。按道理来讲哈尔滨应该是颇有国际文化水平的城市。但国际文化上的影响，这座城市好像丧失了很多。”除了青年时代生活的城市发生改变，一生从事的翻译事业高莽觉得也在变化，“现在有些翻译粗制滥造。他们商业的头脑太强了，找七八个人一个礼拜就给翻译出来，错误很多。这就说明他们翻译得不认真，但认真了又赶不上商业的需求。他需要快，今天得奖了，明天就翻译出来，后天就要出版，这里面真是有好多矛盾。”

　　高莽说过去翻译的水平很高，报酬也高，“不过我不太在乎稿费，我在乎出书，你把书给我出来我就挺高兴，所以有时候他们打官司我就挺莫名其妙，想何必为这个事情打官司呢？但可能人家是靠这个生活的，我不是靠这个生活的。我的本职工作是编辑嘛。”

　　放不下的心结

　　一辈子瞎混，家人才最重要

　　高莽现在和妻子、女儿生活在一起。妻子失明多年，女儿放弃自己在巴西的事业，回国照顾他们两人。问他觉得幸福是什么，高莽说是家人情感的和谐与相互理解。而他当下的愿望和一生的遗憾也都与家庭相关。“我现在的愿望就是不要死在老伴的前头。这些话当着她的面不好说，但哪怕我比她晚死一个小时，一分钟都行，让我可以完成对她的送别。”“文革”期间，高莽也有自杀的冲动，除了挨骂就是检讨，让他感觉生活无望，“但我妻子和我说要好好活，争取活下去，现在我们活到八十几岁了。如果没有家庭做港湾，就绝对没有今天这个谈话了。那时候谁知道高莽。就那么回事吧。”

　　遗憾的是对母亲的理解太晚了，“还有就是我没教她认识字，但她是那么想认识字，虽然后来她也能写几个。临死的时候她说‘给我放一本书在心上，我一辈子都想读书’，但我却没教她。火化的时候，我外孙说给你看书你看不懂，给你放本字典吧。”高莽低头盯着桌面，沉默良久，眼中泛着泪光。

　　高莽觉得人生总是苦多一些，“但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也没什么，瞎混过去了。也许我太傻了。真的，年轻时就是随着潮流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好像又长了一个脑袋，开始独立思考，才反而有些苦恼。”“我的生活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过去了，交叉着文学、美术，什么也没干好，真的，但我觉得这么过去也是不错的。”

　　到如今高莽说自己想做的事大部分都做完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展览完成，“这也许是我人生最后一点事情了。”

　　5年前他说

　　我画的普通百姓更多，只是没有展出罢了。我画名人不是随波逐流者，我追求更多的，努力表现的是他们的苦难。

　　本版采写新京报见习记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