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马戏团的，却一直在钢丝上行走

　　□朱大可

　　跟大多数青年写作者一样，我当年无法回避这种炫耀才气的书写，而且因为狂妄，得罪了许多同行。一些人至今都对我有所忌惮。好在岁月在我身上加了一层包皮，你可以管它叫做“棱角的打磨”，其功能是使人看起来更为谦虚温和一些。但我真的学会了从他人身上汲取养分。他们的优势，常常是我的弱点。

　　有人称我为“酷评的始作俑者”，这大概是因为我曾经比较尖锐的缘故。但这尖锐并非总是正确的，它经常会越界走火。我不是马戏团的，却一直在钢丝上行走。当时写卫慧是过火，写余秋雨是过于温和，而写谢晋则是用错概念。这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状态，恐怕不能仅仅用“过火”来形容。就以谢晋模式为例吧，我把谢晋的电影美学归结为“好莱坞模式”和“电影儒学”，显然过于简单。以《牧马人》为代表的谢晋电影，是斯德哥尔摩情结、爱国主义、儒家男权主义（三从四德）和传统神话叙事模式的混合物，它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所有精神病症。对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的失望，不应当成为重新追捧谢晋模式的理由。

　　批评家和批评对象之间，有一种古怪的文化张力。批评有时候能促进文化的发育，有时候却会伤害文化的生长。但导致后者的原因，通常不在于批评文本的内在暴力性，而是在于文学批评被扩大化，成为清算的工具。暴力性是批评的天然属性之一，但要把它节制在一个合适的尺度，比如，把批评限定在文本的范围内，而避免对作者本人造成伤害。批评不是暴力强度的自由竞赛。当然，被批评对象的承受力也是一个问题。我曾经被一些很暴力的文章所批评，但它们对我毫无影响。没有任何人能瓦解我的意志，除非我被自己所击败。

　　现在文化批评也缺乏真正有价值的对象。许多文学批评家这几年转向文化批评，仅文化批评家的队列日益庞大起来，但除了一堆垃圾化的大众文化，我们找不到值得研究的经典文本。文化批评刚刚有了崛起的苗头，却已经面临退化的局面。

　　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