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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 “我是左右互搏的高手”

2013年06月15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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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朱大可和儿子在加拿大。

  人们对于一个批评家的想象,通常是犀利,何况还是一个被冠之“酷评家”,并享有“一剑封喉”声誉的批评家。当他的剑拔出时,可以不留任何情面。这柄剑指向过谢晋,凭借《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一文,他声名鹊起。指向过余秋雨,认为其作品就像“文化口红”;《上海宝贝》名噪一时时,这柄剑又落在卫慧身上,她的写作被称之为“文学叫春”。

  他的文字凶猛、凌厉,以至于很多凭着文字印象接触到本人的记者会有一种出乎意料,居然是一张平实、和善、呵呵笑的脸。他的朋友孤云这样描述他:(他)惯常的姿势是挺着大肚腩,一只白皙的手握着咖啡杯沿,另一只细嫩的手按在大腿上,目露精光让人不敢直视。许多人领教过他那能穿透人心的眼睛,却很少注意到他那双弹钢琴的胖手。在孤云看来,这代表着其两种气质:犀利与细腻。

  他是朱大可。知名文学、文化批评家。他说,“在与人交往中,我并不愿给人太犀利的感觉。”

  谁是朱大可?——一个不合时宜的诠释者

  一个敏感人的身上常常包含着这个时代的所有缺陷。朱大可说,他自己的个性是分裂的,文本是分裂的,分裂是他们整代人的特征。

  他生平最早的两个记忆片段中,一个是两岁的一场噩梦:几架飞机追着他跑,而他在大地上逃亡。一个是两岁的自己玩累时坐到母亲肚子上,导致孕中的母亲流产。他杀死了自己的妹妹。

  这两个片段也像一个隐喻,昭示出他日后常见的两种姿态:逃遁和守望。作为一个批评家,他需要时常从既定的、常规的判断中跳脱出来,逃离出来。而杀死妹妹的负罪感和怜惜又让他愿意在自己认定的美好麦地里做一个守望者。

  很多时候,所逃遁和守望的是一体两面,这就造成了一种分裂。他说,“我是左右互搏的高手。渴望温存与爱,并滋养出一种敏感、挑剔和神经质的风格,但是我们的骨血里有阴险的痕迹。我许多文章的矛头所指,正是我自己的另外一面”。

  他是和“文学”离婚的文化批评家、不会说客家话的客家人、不去教堂的基督徒、自由而不主义的无派别者,有记者让他自己总结,他会微微一笑,不过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诠释者”。

  “文化恐龙”可以打比这种不合时宜。多年前,作家林白在随笔集《前世黄金》里,俏皮地,写她看到的朱大可:长得很有气势,龙的眼睛,猪的鼻子,并没有辜负他的雅号“文化恐龙”。

  “文化恐龙”这个外号来自朱大可的好友胡河清的一篇文章。文章写于1991年。那个时候,恐龙尚未“染指”容貌,仅仅代指“稀缺”、“格格不入”“不合时宜”。文中,胡河清对朱大可的才华充满惊叹,并表示通过阅读他的文章,修改了自己对于一个先锋评论家先入为主的坏印象:“轻狂”和“浮躁”。

  朱大可说自己本质是个孤独的人,而这完全源于他的童年。他是独子,甚至还有过轻微的口吃,很长时间里,他在想象和自言自语中度过漫长童年。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通过趴在窗口看风景,和世界交流——他甚至蹬坏了好几张凳子。多年后,他把自己的写作也称之为“高度个人化的自言自语”。

  这种高度个人化的自言自语因为风格鲜明被称之为“朱语”,也一直被争议,且褒贬不一。朱大可在文章里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瓶颈里,汉语思想在紧张地寻找着出路。越过那些喧闹的政治黄昏,加缪的星光照亮了我的迷惘……我突然意识到,基于我与话语之石的秘密契约,也基于汉语的这种严重溃退,我成了无数西西弗斯中的一个。”

  这段文字叙述了朱大可80年代后期读到《西西弗斯的神话》时陷入热爱的感受,有着鲜明的“朱语”印记。他的文风是巴洛克式的,华丽,夸饰,而且充满隐喻和激辩。有人大爱,并不断模仿,有人则觉得他的文字是一种缺乏逻辑的机锋短语,存在阅读障碍。

  林贤治在一篇谈及中国散文的文章中,对朱的评价显得审慎而复杂。他认为朱大可:富于理性,思维明晰,但是表达是诗性的。他反对东方的政治文化传统,却耽溺某种神秘主义哲学;背离学院的规矩,又喜欢使用一些生拗的名词术语。然而,在他那里,思想终不致在文采中迷失,这是极为不易的,虽然有时难免晦涩。

  朱大可是如何练成的?——被命运牵着鼻子走上批评的道路

  上海太原路二十五弄十号,驻扎着朱大可的童年。他祖籍是福建客家人,生于上海,长于上海。

  在谈及自己身份的精神认同时,他惯常把客家看做自己的父性身份和血缘核心,而把上海看做自己的母性身份。在他看来,客家人高度精神分裂,他们一方面坚持不停地迁徙与寻求变革,一方面又极度尊奉古训、重视族谱和儒家传统。他曾根据行为方式的差异把客家分为“客人”和“家人”:“家人”是客家人中最保守的部分,而“客人”才具有反叛和革命的气质。他认为自己天生反叛,比较冒险和死不买账的部分,应该和客家精神有关,是属于“客人”的。

  他的童年和少年恰逢“文革”,在此,我们看到历史的吊诡。同一般的历史想象不同的是,那个时期,在一个隐秘的小圈子里,他完成了最初的文学和音乐层面的启蒙。在一个文化被严重毁损的宏大语境里,他们借助一个个奇异的阅读小组和音乐帮,接触到了西方文学和音乐的文本。他说,六十年代对于当时的孩子来说,是双重乃至多重性的,是狂欢和苦难的复合体。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和更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在八十年代被塑造,影响他更大的是光芒四射的七十年代。

  在人格尚未成熟时,我们很容易被一些偶然的“鼓励”或者“批评”所修改。当时,一心想考进上海音乐学院的少年朱大可也不例外。对音乐的大爱,是当下的他仍然愿意用所有的文学成就去置换的。但很遗憾,因为没有来自导师和家人的鼓励,他放弃了音乐道路。

  然后,他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起初,踌躇满志,想尝试写小说,在遭到高年级同学批评后,他转向电影研究。大学四年,他和周围格格不入。教科书给出的资讯全是垃圾,让他兴致寡然。他开始泡校外的公共图书馆,选择自己喜欢的阅读。在他看来,大学是个“逆境”,从反面塑造了他。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财经大学教书,加上遭遇生平第一次失恋,他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迷路者,陷入抑郁中,并且多年都无法痊愈。然后,是另一个偶然在等着他。

  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在厦大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当时他还是一个无名之辈,但他所提交的论文,却让众人眼前一亮。当时,上海青年批评家“教父”周介人先生尤其感到错愕,因为同样来自上海,他对朱大可一无所知。

  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他转向了文艺批评。会后,他写下了一篇关于诗歌的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发表在1986年第1期的《当代文艺思潮》上,这是他的处女作,从此他被定义为“青年文学批评家”。

  他说:“就我的个人的经验而言,选择主要取决于鼓励。我被命运牵着鼻子走上批评的道路。”

  (下转C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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