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批评人的道路与困境(1)

　　（上接C03版）

　　在作家叶开看来，批评家朱大可的手掌总是玄虚着，好像捏着一根银针，要给你扎一下。他甚至戏说“中国文化如此虚弱，我有些担心朱大可的银针了。他这一扎之下，不仅打通不了任督二脉，反而可能让病入膏肓的躯体走火入魔。”

　　事实上，这些年来，朱大可的银针从文学界扎到文化界，并涉及城市文化、建筑、器物、神话传说、历史传奇等多种话题。尽管，药效难以估算，但他在东方出版社新出版的“朱大可守望书系”跋里，似乎表述了价值所在：历史就这样垂顾了我们，令我们成为转折点的守望者，并握有转述真相的细小权利。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呢？

　　朱大可的“银针”

　　从1985年进入文学批评的公共写作中，到1994年去国赴澳，被朱大可认为是自己最好的时期。这些年里，他开始探索自己的创作，致力于在文化层面上寻求真理及其话语的表达方式，并兴致盎然。

　　当时是很多知识分子的好时光。1986年，在上海的一次研讨会上，朱大可首次提出“石库门文化”概念，并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质疑。随后，他应约写了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评，登载在《文汇报》上，引起轩然大波。他认为谢晋电影恪守着从“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到“善必胜恶”的模式，所提供的“化解社会冲突的奇异的道德神经”，体现了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

　　那一年，这一事件被港台的媒体称作是“1986年中国文化界三大冲击波”。1991年，《燃烧的迷津》一书出版，主要是评点朦胧诗及第三代诗歌。这期间，他做过电台音乐节目，编排过西洋流行音乐，也办过画展，搞过行为艺术。那时候，他年少得意，难免轻狂，在很高规格的学术会上，也敢于随性说一通，然后当场退会，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1994年，因为家庭变故，他去国奔赴澳洲。而颇为巧合的是，同年四月的一个午夜，他的好友，给他取名“文化恐龙”的胡河清在上海枕流公寓跳楼自杀身亡，享年34岁。死因至今难解。在朱大可的叙述中，胡河清，才华卓异，却生活能力极差，与突变的时代格格不入。

　　胡河清的死亡像一个隐喻，预示着一个知识弱化，并最终将被资本主义市场所吞没的时代到来了。在朱大可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是精英文化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繁荣时期，文学是其主要样式。而九十年代中期，精英文化开始严重受挫、文学开始式微。同时，大众文化当时也尚未建立，是一个文化断层期。

　　在澳洲期间度过的八年，被他认为是“耽误”的八年，本来他可以写作更多的东西，结果是仅仅拿回一个学位。尤其是前五年，他心如槁木，如同“一株卷曲的孤树，被澳洲大陆的风沙所吞没”。因为内心痛苦异常，他完全停止了书写，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1999年，他在澳洲写作的《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成为一颗子弹，射向当时在国内十分流行的余秋雨散文。在文中，他认为余秋雨散文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海子死后，人们需要汪国真这样的哲思小语，就如同需要粉色的口红，而余秋雨显然是更“耐用”些的文化消费品。

　　同时，他察觉到，当市场和资本袭来，曾经散发思想香气的精英阶层不再引领大众，而是由大众支配“精英”。但同时，他也在表达中呈现出，对于市场既要与之拥抱，又不能被奴役的复杂情感。

　　在朱大可看来，八十年代由知识精英引导的思想启蒙运动中途夭折，几乎是今天所有精神恶弊的滥觞。之后，面对意识形态和商业资本的双重作用，知识分子开始剧烈转型。他们要么成为符合国家标准的体制内人士，要么成为符合市场标准的商人。这两种转型使得批判性知识分子成为稀有动物。2000年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形成以当今网络哄客为代表的流氓话语，大众反讽开始无所不在，知识分子则被彻底边缘化。

　　对流氓美学的研究是朱大可终极价值探讨计划中的一部分。在他的阐释框架中，“流氓”一词从国家主义的道德和司法语义中剥离出来了，它首先被还原为一个中性词。泛指那些丧失土地、家园和灵魂的人，即身份丧失者。他通过对这一群体和话语的观察，透视中国文化的秘密。

　　在他看来，王朔、徐星和王小波都是流氓话语的代表。他们曾经是分解国家话语的犀利刀具，但在21世纪，随着国家话语的威权性的衰落，流氓话语正在逐步丧失其革命性的价值。

　　2002年，从澳洲回国的朱大可因为觉得文学辜负了他的期望，高调宣布“与文学离婚”。在他看来，在文学衰退后，文学批评已失去有力的批评对象，相反，被学院派一直忽视的大众文化却日益活跃。加之，在澳洲期间，他第一次完整接触到现代文化哲学，这种分析工具可以改造传统的批评方式，提供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于是，他便从文学批评跨越到文化批评领域。

　　朱大可的困境

　　转身文化批评后，他开始梳理一些文化史，并从古代器物中寻找、破译和阐释中国文化密码，同时对所有甚嚣尘上的公共文化现象，他也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的文化批评家，很多来自文学衰退后，从文学批评领域的急剧转型者，他们的文学背景，使得他们精通语言炼金术，文风鲜明。“酷评”“朱语”这样的标志使得朱大可的批评别具一格，但同时也给他带来困扰。“朱语”的华丽、诡异往往是他所采取的隐喻式写作带来的，这种表述，给他带来风格，却因为复杂化，伤害到内在意义的传递，给读者带来阅读障碍。面对这样的指责，朱大可表明，自己不是波普作家，大多数情况下，他只为少数人写作。

　　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尤其强调独立性的批评家，一些困境，来自他自身，譬如语言风格，一些则是这个时代很多批评家的共同境遇，譬如大的批评环境，譬如如何拿捏批评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尺度。

　　尽管朱大可认为自己一直试图在“精英”“大众”之外，用第三种眼睛把脉文化，但仍有很多人认为朱大可是站在精英立场说话。他说，在当下的转型社会，精英和大众的关系变得岌岌可危。但这种知识精英与大众的裂痕，是被蓄意挑拨出的。他认为，两者之间的和解，只能取决于中国各阶层的理性对话。只是，在以匿名为特征的互联网时代，这种对话会变得非常困难。

　　他“酷评”的暴力性也一直为一些人所诟病。从批评卫慧是“文学叫春”到之后作出“中国文坛是大垃圾场”的判断，他以激烈的方式批评中国文学，带来警示的同时，也被一些人认为是一种话语暴力。

　　所以，作为批评，如果避免其内在暴力性对人的无辜殃及，也始终是一个边界探索中的过程。朱大可说，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划清道德酷评和文化酷评的界限，并把批评严格限定在“文化”的底线内。他认为，就其本质而言，酷评不应当“一针见血”，而应当“一针见脓”。他强调，必须清晰地看到酷评的有限性，它只是文化建构的前提，但绝不是其本身。

　　而最令朱大可感到忧虑的还是中国不太良好的批评环境，在一种普遍性氛围中，技巧性地捧场仍然是大多数批评家的生存秘密，批判精神仍然是稀有的素质。他说，当下，“文革”后第一代学者和批评家，大多已经处于退休状态。这是学术早衰的一代，他们经过“文革”预备期的阵痛，到八十年代的大爆发，再到九十年代的退化，最后在21世纪成为“文化僵尸”。这是一个普遍发生的过程，只有少数人保持了旺盛的写作状态，而他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对他自己而言，写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吃饭和睡觉一样。在成为“僵尸”之前，他只能在这样的轨道上滑行。他说，在本质上，这是一场关于信念、能量和时间的博弈。

　　八十年代由知识精英引导的思想启蒙运动中途夭折，几乎是今天所有精神恶弊的滥觞。

　　之后，面对意识形态和商业资本的双重作用，知识分子开始剧烈转型。他们要么成为符合国家标准的体制内人士，要么成为符合市场标准的商人。这两种转型使得批判性知识分子成为稀有动物。

　　（下转C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