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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化批评人的道路与困境(2)

2013年06月15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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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守望书系》

朱大可 著

东方出版社

2013年5月
《朱大可守望书系》

朱大可 著

东方出版社

2013年5月
《朱大可守望书系》

朱大可 著

东方出版社

2013年5月
《朱大可守望书系》

朱大可 著

东方出版社

2013年5月
《朱大可守望书系》
朱大可 著
东方出版社
2013年5月
《逃亡者档案》
学林出版社1999年4月
14.50元
《守望者的文化月历》
花城出版社2005年4月
19.50元
《流氓的盛宴》
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
32.00元
《记忆的红皮书》
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
34.00元

  (上接C04版)

  ■ 对话朱大可

  文学与文化 障碍在于高度自卑的民族主义

  新京报:多年前,你曾经非常决绝地和文学“离婚”,来表达对中国文学的失望,这些年文学是否改变了你对它的失望?有评论说,莫言获诺奖后,在国际层面,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加大,你怎么看?

  朱大可:莫言获奖,即便在国际空间,仍然属于一个非常小众的话题。再说,我也不认为莫言所代表的文学能够让我感到欣慰。我甚至觉得,正是现实的传奇性窒息了作家的想象力,因为他们的任何书写,都无法超越这些神奇的现实。

  全球的语言类媒介,如文学和广播都在衰退,而被视觉类媒介(电影、电视、舞台演出、视频和图像)所代替。21世纪是眼球文化的时代。这种大语境的状况,已经对中国文学的现状和未来作出了判决。只有一些小文体,会有局部的繁华,像汉语诗歌和小剧场话剧,但这也只是来自于小众圈的喜讯。

  新京报:你对大众文化一直颇多批评,包括对“类型小说”。有作家认为,在文学、阅读都衰落的当下,很多“类型小说”的创作其实是在抢救国民的阅读习惯,并为阅读从浅层次向深度阅读提供可能。你认可这种观点吗?

  朱大可:在我的个人经验里,低层级阅读的读者,主要阅读媒介是手机,他们难以完成向高层次阅读的进化。产生这种进化的概率很低。

  中国移动数字阅读基地的一份内部调查报告,足以向我们证实这个判断,因为底层读者主要由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民工构成,而这是中国文化的真相。

  但若干年后,基于某种制度性的改变,比如民工有了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机会,阅读者的进化也许能够变成现实。

  新京报:你从文学批评转到文化批评后,好像更多是涉及文化史的研究,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路径?这次东方出版社的“守望书系”中,有一本《神话》是对中国神话传说的重新阐释和梳理,了解这样的历史意义何在?

  朱大可:历史也是我童年时的志趣。父亲是历史教师,他放在书架上的历史类书籍,成为我最好的老师。在传统的中国式治学格局里,“文史哲”其实是无法拆分的。文论、文化史和文化批评,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我试图从个人角度完善它的存在。

  谈论“神话”的目的,是企图厘清民间传说中的混乱语义,为文化传承和文化复苏做好准备。在写完《中国上古神系》之后,我的下一步工作就是重写中国文化史,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新的个人判断。

  新京报:在你看来,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直处于输入、输出的漫长循环中,对于外界先进器物的模仿,你有提到还应该涵盖包括精神在内的所有领域,那当下你视野内,这种精神领域的模仿和学习,中国完成得如何?障碍在哪里?

  朱大可:一百年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有足够的自信去实施“西化计划”,引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完成了从日常生活到政治体制的全面革命。但精神领域的学习程序,中国仅仅完成了一半,其障碍在于高度自卑的民族主义。

  民族自信的特征,只能是包容、开放和兼收并蓄,而绝对不是恐惧、自闭和自我防卫。只要完成了向外学习的程序,我们就能合乎逻辑地进入原创,最终复兴为伟大的原创型民族,而这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光荣历史。

  我的研究可以证明,先秦诸子的思想来源,大多跟外部世界有关,它们是“亚洲文化共同体”的结晶,而非自我封闭状态下的“原生态产物”。

  新京报:在谈及中国文化的弊病时,人们经常会归纳到国民性、国情、集体无意识、传统等等,然后就陷入一种无解或者悲观的境地,觉得疗救是困难的,你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朱大可:国民性完全可以被正确的制度所改造。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之类的争议中,文化和制度的关系并非是互相缠绕和令人绝望的。我认为,线头就在制度,厘清了制度,很多难题都有可能迎刃而解。

  知识分子 寻找有尊严的抵抗

  新京报:很多知识人会在某个阶段和宗教建立亲密的联系,譬如刘小枫,最近他关于政治文化中典型人物的一些言论也引发知识界讨论,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朱大可:据我所知,小枫只是神学研究者,他从来就不是基督徒。作家北村是真基督徒,早在1992年我主持的一个会议上,北村就曾当面批评小枫,认为他不是真基督徒。小枫事后在香港向我坦率地承认了这点。但他确有成为“国师”的严重情结。这种虚妄的念头戕害了他,把他从“优秀的精神救赎者”,变成一个“装神弄鬼的术士”。

  他对某些政治人物的判断,是有趣的言论,犹如一场革命前夜的单口相声,令许多人都发出了笑声。在大多数人趋于自我觉醒的时刻,小枫的“逆袭”,使他的面目变得滑稽起来。在当下的微妙语境中,“认某作父”,就是要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父子关系”,而只要“人民”无法从“父”的威权中解放出来,就无法成长为人格独立的公民,无法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而只能被所谓的家国大义所裹挟。小枫就此完成了他从独立知识分子向工具知识分子的笨拙转身。当然,这是他本人的选择。我只是感到遗憾而已。

  新京报: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价值和消失过程?

  朱大可: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主要包含彼此呼应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周扬等人在北京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一个是王元化等人在上海倡导的“新启蒙”运动,而它们的直接成果,就是文学、美术、电影、音乐和戏剧等领域的先锋派思潮,但它们都因“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等三次“运动”,而在80年代末戛然而止。在我看来,这是一场中途夭折的启蒙实验,它未能完成自己的既定使命。这次痛苦的夭折,产生了漫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了很多不良后果。

  新京报:80年代后知识分子自我弱化的处境是如何形成的?

  朱大可:知识分子最初面对的是政治生态的规训,而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还要面对强大的商业浪潮。这是一种双重的挤压,它迫使知识分子开始剧烈转型——要么成为合乎国家标准的体制内人士,要么成为符合市场标准的商人。这两种转型都令批判知识分子成为稀有动物。有人声称这是“犬儒主义的时代”,这个名词毁坏了古希腊犬儒主义的名誉。真正的犬儒主义,依然保持了独立和对权力的傲慢立场。第欧根尼的木桶生活,是一种有尊严的抵抗。

  社会思潮 

  困境中的自救

  新京报:儒家在不断进行新阐释和推崇,你怎么看待其中的扬弃关系?

  朱大可:儒家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大多数儒学属于伦理学,包括先秦原儒和中古的程朱理学,晚期的明儒突然转型,开始指涉本体论,形成真正意义的哲学,那就是阳明心学。我认为后期儒家的哲学,才是真正需要继承的伟大遗产,因为它以卓越的方式探讨了终极价值。而它的伦理学,尤其是“三纲五常”的原则,属于中间价值体系,跟现代性发生严重冲突,孔子的“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就是一个例子,它是儒家伦理融入当代社会的坚硬瓶颈,于丹的误读式解释,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令儒家的现代化转型危机变得更加刺眼。

  新京报:有说法是,当下中国最大的宗教是拜身体教,养生是唯一的信仰,同时中国人还陷入崇拜幸福的氛围,你怎么解读这种现象?

  朱大可:我完全理解大多数中国人的立场,在一个被严重污染而医保效果不彰的生态环境里,人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常常只是养生式自救。至于“幸福感”之类,则是主流学者和媒体共同制造的伪命题,遮蔽我们的生存困境。

  新京报:在谈及微博的亢奋效应时,你提到中国是盛产道德民兵的国度,用话语暴力来实现狂欢这个重要的传统仍然很普遍,但现在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君子善通常会被认为是伪的,小人、无底线反而被看做是真性情。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朱大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世人对政治谎言的厌烦,导致真伪和善恶的认知倒错,而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困境之一。没有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作为基本尺度,只能导致道德判断的混乱,最终引发普遍的伦理危机。

  C03-C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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