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情

　　我们可以推测，如果革命没有在1911年爆发，而是让清政府于九年（或按缩短后的期限）后正式开国会、颁宪法，就能维持它的统治于长久吗？显然也困难。在一切以人治为转移的中国，没有权力就没有了一切，彼时的清皇帝，用不着大动干戈就可以被废黜。而且，在满汉民族矛盾业已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谁还会拥戴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呢？另一方面，即使到了九年以后，清朝皇帝就愿意放弃其权力吗？显然可能性不大。因此，清末的宪政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它的最大意义就是为革命开辟了道路。历史研究之难，在于无法假设。迟云飞的结论可再探讨，但是，晚清统治集团一再错过改革良机，显然是导致革命爆发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体面退出历史舞台，是中国历史上为数极少的政权平和易帜。

　　何思源在国外留学7年后，1926年冬回国，曾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参加北伐军后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1930年9月，韩复榘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起初，两人关系冷淡。韩、何两人第一次交锋是因为省财政要削减教育经费，何思源对韩复榘态度强硬地表示：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他还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青年后代。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没想到，韩复榘起身对他说：“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你放心吧！”此后，两人反倒成了朋友，韩非常赏识何思源的耿直和勇气，何思源则发现“与韩复榘相处很容易，向韩直言是有效的，对他要爽快些，说话不要转弯抹角。韩复榘虽然好明杀人，暗杀人，但他不是阴险人”。

　　1938年，韩复榘被蒋介石诱捕，蒋介石为罗织罪名，问何思源：“韩复榘扣留你多少教育经费？”“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的？”何思源不肯落井下石，直言道：“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不卖鸦片。”

　　大名士钱牧斋于清初出狱后，亦曾在丁家水阁作客，有感于景物依旧，人事皆非，写下三十首绝句，最后一首是：“寇家姊妹总芳菲，十八年来花信违；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红泪一沾衣。”写得情意荡漾。寇家多佳丽，钱牧斋所咏，乃寇白门。此女有女侠之称，死后牧斋复有诗悼之曰：“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黄土盖棺心未死，香丸一缕是芳魂。”李香君的香闺媚香楼位于钞库街，此楼也是名士诗酒酬唱之处，复社巨子张溥、夏允彝亦曾为座上客，并在壁上题写诗句。《桃花扇》传奇里的侯朝宗于清明佳节，也来访旧院，借步踏青。他经过水榭、河房、板桥、茶寮酒舫，来到媚香楼，谱出才子美人的佳话。孔尚任在《桃花扇》史剧里即选侯、李为男女主角。李香君之外，在内桥旁边的珠市，规模虽然不能与旧院相提并论，但名妓王月，凭其超群的姿色，亦为名士追逐的对象。王月、顾眉、董白诸姬，又曾于戊寅年（崇祯十一年1638）的冬天，应张岱等风流文士之邀，盛装策马，百余名铳箭手相随，旗帜与棍棒齐全，浩浩荡荡出南门，往牛首山去打猎，获得一只鹿、三只麂、四只兔子、三只野鸡、七只猫狸，“极驰骤纵送之乐。”

　　作者认为，对于蒙古及其支配的所有历史，都遭受着种种非难与恶骂。暴力、破坏、杀戮、压制、榨取、蒙昧、野蛮等等，其中许多中伤都有着明显的意图。例如，从帝俄到前苏联时代甚至是最近，俄罗斯人喜欢用“鞑靼的桎梏”这个用语来形容蒙古的支配对俄罗斯而言是多么的残酷与苦涩。在前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鞑靼的桎梏”被收入小学教科书，作为一个不能被遗忘的“民族”记忆来理解，持续宣传。将蒙古当做坏蛋形象来处理最为普及的是中国史。尤其在日本，从高中的世界史教科书，乃至大学入学考试用的参考书中都充满这些观点。科举的停止、四阶级制的确立、负面能量流露所造成的庶民文化兴盛导致了这种解释。作者称，13世纪的杭州，正是因为蒙古才成为欧亚世界中顶尖的巨大的百万人口的城市。本书试图超越以西欧、中国为主体的观点，描绘出有别于以往的世界史；蒙古不再局限于野蛮入侵者或军事破坏者的形象。

　　1069年，在北宋社会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丞相王安石曾以富国强兵为由推行了一次改革，试图提升国家对政治经济的控制能力。王安石主张税赋货币化，增加铜钱生产并扩大纸币发行。在过度发行导致交子大幅贬值到不足面值10%后，再通过国家管理机构发行新的纸币“钱引”，与以盐、茶等商品为依托的盐钞和以军需品为依托的各种代金券等多种纸币同时流通，这种做法一时形成中国纸币发行的最高潮。

　　为了在全国范围发行统一纸币以取代各种官方和私人的地方纸币。首先，官员薪水和军人军饷都使用官方纸币发放；其次，土地补偿纠纷也使用官方纸币；最后，官方纸币在全国范围推广，政权范围所及的地方都在推行中央纸币。混乱的发行体系和在外敌入侵下分崩离析的宋朝管理格局，不仅使王安石变法失败，而且也使政府信用崩溃，导致民间出现“钱荒”，老百姓大量囤积铜钱。本来试图通过变法扭转社会经济颓势的王安石，却进一步加速了纸币贬值和经济萎缩。

　　要真正地理解台湾，就得对其复杂的历史又所了解，许倬云的这本薄薄的《台湾四百年》，就是一部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普及性简史。此书由助手口述整理而成，语言通俗浅显，深入浅出，极见学养和功底。作为从大陆迁居台湾、亲身参与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暮年回顾台湾的历史，感受就如序言所说：“台湾的发展历程，让我刻骨铭心，等于我自己本身经历的过程；我陈述的不是别人，其实就是我自己。”除了讲述台湾的前世今生，该书最令人动容的是许倬云对台湾现存危机的忧虑：族群对立导致未能步入真正的现代民主政治、经济未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严重依赖大陆代工、环境恶化导致生态脆弱不堪，等等，也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微博书情】

　　@咏文书店：民国是中国历史从未有之乱世，民国人物多有其复杂性、多面性，不能一言概之。市面上讲杜月笙的书不少，我认为去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杜月笙传)最为翔实，与之同时代人写的，谬误甚少，作者章君榖是“申报”记者，校订陆京士是杜月笙弟子，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唯一授权版本。

　　@人大出版：《清代官德丛谈》是李文海先生史学大众化的一个有益尝试，作者通过对清代官场众生相的真实描绘，深刻揭示了封建政治的黑暗与腐败，从传统政治文明中发掘出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珍贵历史遗产，充分反映了普通老百姓对清明政治的冀求与向往。

　　@止庵：下午有客来访，与之谈：鲁迅死后，关于他的回忆文章就是半真半假、添油加醋了，不可尽信。但是逐一甄别，也不容易。要想了解鲁迅，还是看他自己的全部文字（著作、译作、书信、日记）。

　　@止庵：顾随文才极高，他的文字宜看他自己写的如《揣龠录》《东坡词说》《稼轩词说》那些，弟子如叶教授记录的就看不出文才来了。

　　@宪阁微观：上世纪80年代罗尔纲在《关于胡适的点滴》中,记述了1930年11月28日与胡适一起自上海迁往北京时在火车站时的场景。根据他的回忆，“广交游”的胡适在离别上海时孤寂凄凉，几乎没有一个朋友来送行。作为胡适得意弟子的罗尔纲纳闷不已:“为什么亲朋满上海的胡适今天却一个人都不来送行呢？”

　　@上海陈子善：罗先生回忆完全不确。据胡适日记，1930.11.28到车站为他送行的，“有梦旦、拔可、小芳、孟邹、原放、乃刚、新六夫妇、孟录、洪开等几十人。”此前，病中的“张菊生先生……亲笔作书告别，读之甚感动。”还有外国友人A.T.亨肯道夫在华茂饭店举行“大聚餐”为胡适送别。可见回忆录往往与史实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