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代价

　　■ 大学小言

　　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成才之路存在巨大差异：前者注重灵感与才华，后者更强调积累与熏陶。问题在于，为了便于管理，目前国内（包括香港）各大学的博士培养，都倾向于文理同步，加快速度，早出人才。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两年前，在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做学术评鉴时，某国际著名学者称：相对于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全是本校毕业生，香港中文大学的状态更为合理，教授们来自四面八方，毕业于世界上各著名大学。我在发言中略做辩解，称十年前北大就不留自己的应届毕业生了。在场诸君听了很惊讶，说外界都风传，北大人眼睛长在头顶，除了若干美国名校，不要外校的毕业生。

　　十年前，北大有一场人事制度改革的论争，因校方的操作方式及语言表达不太妥当，引起教师们的激烈反弹，导致此原本立意甚佳的改革举步维艰，最后真正落实的，大概就剩下《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规定》中的这一条：“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学缘结构，原则上不从本院系单一学缘的应届毕业生中直接招聘教师。”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有缺陷，但相比此前“直接留校”的做法，我认为这一硬性规定有其合理性。这其实是国际上很多著名大学的共同做法，并非我们的独创。这些年，不断有教授要求突破这一规定，但校方及各院系领导还是顶住了。

　　做行政的人都明白，一旦回到“直接留校”，那就不是“拼爹”就是“拼导师”了。有了这条硬性规定，起码我们不再为今年到底该留哪个老师的学生而争吵。所有在北大中文系获得博士学位的学子，都得出去闯荡江湖（或就职，或做博士后），表现出色的，两年后方可申请我们的教职。

　　可这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你卡住了本校毕业生，外校的申请者呢？之所以外校应届毕业生来北大求职鲜有成功，不是因为我们排外，而是评价尺度变了。以北大中文系为例，我们的学制是硕士三年，博士四年，若到国外著名大学访学一年，回来还得延长学习年限。好不容易拿到了博士学位，两年后才能回来申请本系教职。若从大学毕业算起，北大学生要经过九到十年的奋斗，才有可能前来竞争北大中文系的教职。而国内很多大学（包括香港各大学）的学制是二加三，也就是只需五年的跋涉，获得了博士学位，就可以向北大申请教职了。

　　即便是同样资质，五年与九到十年，这巨大的时间差，注定了各自的业绩不太可能“等量齐观”。因此，常有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研究生问我，将来毕业后能不能到北大教书，我说很难——除非你智力超群，且表现特别出色。原因不太复杂，关键就在于两边学制的差异。那美国的呢？你们中文系近年不是录用了好几名欧美名校应届毕业的博士吗，为何厚此薄彼？其实，看学历你就明白，在欧美名校念人文学方面的博士，也都是需要熬年头的，很难速成。

　　这就说到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成才之路的巨大差异。前者注重灵感与才华，后者更强调积累与熏陶，所谓28岁的正教授或22岁的“正教授级研究员”，这在人文学领域是不能想象的。同样道理，在欧美名校拿博士学位，理科明显也比文科快。问题在于，为了便于管理，目前国内（包括香港）各大学的博士培养，都倾向于文理同步，加快速度，早出人才。

　　北大也想追赶潮流，但走得比较慢，因内部意见不统一。很多老教授认定，人文学的博士就该沉潜学问，不应搞急就章。只是“慢工出细活”的博士培养方式，能否抵挡得住“多快好省”的扩招大潮，实在没把握。因为，等你把刀磨好了，很可能树已被砍光，英雄无用武之地，怎么办？（12）